米仓巷的由来：包拯与米仓巷的故事

　　 包拯在端州任上时，除了执法如山、廉洁公正，还大办实事、造福一方。包拯一颗为民之心时刻留心着民生疾苦，他曾说过：“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只有一心为民、减轻百姓负担，才能长治久安，利国利民。

　　 包拯出任端州知州时，耳闻目睹到被朝廷派往岭南边远地区的州县级官员大都并不称职。因为中原地方的官员都不愿意去这些偏远之地，所以都是由广南转运使指派当地的人，临时代理担任本应朝廷派遣到各州县的“正官”（这些代理官称摄官）。

　　 有的地方甚至连代理的官员都没有，这对管治边远地区是很不利的。包拯曾经就这个问题向朝廷多次上疏，他在奏章中说“虽然这里地处偏远，但不能轻易任免官员”，“偏远地区的民生困苦很大部分是因为没有好的官员治理”。包拯要求朝廷改善吏治，可以选派德才兼备的人到岭南来任职。这也促使了包拯“治国先治吏”思想的正式形成。.

　　 为了尽快解决官员不够的问题，包拯在端州大力兴文办学。在包拯出知端州之前，端州的历任官员都不很重视百姓的教育开化，没有兴办地方官学，只是在端城附近有零星几家私塾，由大家族聘请老师教育族内子弟，进行一些启蒙教育。

　　 那些官员只是把端州当作重要的军事据点，所以在这里重武而轻文。包拯便召集士绅，筹集银两，在宝月台兴建星岩书院，成为端州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学校，为端州培养人才，使端州的小孩都可以受到进一步的教育。

　　 包拯还在渡头附近创建宝光寺，祀奉玉皇大帝。因为仁宗皇帝自称是玉皇大帝派下凡间治理天下的，包拯建造这座寺庙，便是为了通过宗教信仰使当地民众服从朝廷管治。包拯还在城西景星坊创建了文昌宫，大力传播中原的儒家文化，教化一方，鼓励读书人走上科举之途为国效力。

　　 前面说过，端州这个地方农业落后，而且西江水患频繁，水利设施又差。每次洪水通过三榕峡后，分成三支倾泻而出：一支经过城南；一支经过南岸、金渡沿宋隆；一支从睦岗经过七星岩。所以，每当洪水季节，端州城郊几乎都会变成“泽国”。

　　 包拯就任端州知府后，察看山川地形，遍访当地士绅，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前任知府修筑的堤围加固，并将护城堤围继续向西边构筑，一直延伸到龟顶山下。这样，进一步完善了抗洪功能，还大大增加了可耕种的土地。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新增耕地当然成了“官地”。

　　 当时，北岭山下的西江河道已经渐渐变浅淤积，南边河道开始称为“零羊峡”。包拯组织百姓开了沥渠（今称星湖），将西江北边故河道的沥水排走，使今北岭山下七星岩至鼎湖一带变为鱼塘、荷塘、种“大禾”（俗称生须谷，米红色）的塘与水田。开凿渠道排去沥水后，可供耕种的土地又增长了许多。

　　 包拯便将这些新开垦出的田地公开出售，于是，大量的“俚僚渠帅”自动遣散了属下的农奴到端州买地变为封建地主，得到新地再在本地招收佃农耕种，过上了定居式的农耕生活。这样，包拯通过卖“官地”筹集了经费，解决了大量无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还促进了地区的民族融合，居有定所而与汉人已融为一体的“俚僚渠帅”也不会再出来造反。

　　 包拯又从天长县招来会制造铁犁嘴的工匠，教会端州百姓改良耕作工具，减轻了劳动强度，增加了工作效率，提高了农作物产量。

　　 耕地多了，生产方式改进了，粮食也随着增多。包拯便在今城内中衙巷以东兴建了丰济仓，储存粮食以防备荒年。为了纪念包拯建粮仓，端州人民把丰济仓所在地命名为“米仓巷”。

　　 但是到了南宋祥兴年间（1278～1279）高要县署、县学宫和丰济仓都毁于兵火之中。元代初年，当时的官府在丰济仓及县署原址建广储仓。明宣德十年（1335），恢复丰济仓仓名。康熙年间，为方便运粮将丰济仓迁至城南门内，丰济仓改驻后营守备，从此不再作储存粮食之用。“米仓巷”作为街道名却留存至今。

　　 为了把富余的农产品变为商品，包拯还教当地百姓把生莲藕制成糖莲藕，运到广州销售。为了发展内河航运，包拯创建了新的航运码头。

　　 在包拯的府衙中有一座清心堂，其中一面墙壁上便有包拯写的“明志诗”，这首诗也因此得名《书端州郡斋壁》。包拯在端州践行了他的政治理念：要清心直道，做国家栋梁；要奋发努力，兴利除害造福百姓；要用史籍记录的遗训鞭策自己，留下无愧于后人的政绩。其“清心直道”的品格也随着“米仓巷”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