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生平简介

　　 包拯（999～1062），字希仁，宋代清官，仁宗时任开封知府、龙图阁直学士等职。谥号“孝肃”。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天圣五年（1027）中进士，历知天长县、知端州，后升为监察御史。后曾出任东京转运使、河北都转运使，及知瀛、扬、庐等州和知江宁府等。至和三年（1056），升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等，不久权御史中丞，又任三司使，迁枢密副使。包拯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直言进谏、执法如山。有《包拯集》传世。包拯是带有传奇色彩、家喻户晓、为历代人民所歌颂的“清官”典型，是清正廉明的象征。

　　 包拯的故事

　　 一、恪尽孝道 为政廉洁

　　 包拯幼时并非天生聪慧，但做事极为认真，读书学习更是刻苦异常，再加上父母良好的教育，二十九岁时就考中了进士。此后不久，他被派往建昌县为官。此时父母已经年迈，很希望儿子能常伴左右，以享天伦之乐。包拯虽早有“辅佐君王，治国安民”的抱负，但他想到父母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就请求回到家乡任职。但依宋制，当地人是不得在当地做官的。因此，朝廷调包拯前往和州。父母仍是不舍，包拯毅然辞职。回家后，包拯侍奉父母，任劳任怨。双亲离世，他在墓地旁筑起草庐，为父母守孝。丧期届满，他仍不舍得离开。欧阳修曾称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事实也正是如此。包拯这种至孝的美德为乡人所津津乐道，奉为榜样。

　　 景祐四年（1017），在乡亲的劝说下，包拯才无比留恋地拜别亲朋，离开家乡，前往天长县担任知县。此时，他已年近不惑。初次为官，包拯就显示出断案如神的特点和刚正不阿的品质。

　　 当地曾发生过这样一桩案件：一个农民发现自家的耕牛被人割去了舌头，他赶忙前往县衙报案，包拯让此人回家将牛杀掉。依宋朝法令，私宰耕牛是要受到处罚的，牛的主人听到这话虽满腹疑惑，但也无可奈何，就按包拯所说杀掉了牛。包拯此意在于引蛇出洞：割牛舌之人意欲陷害牛的主人，杀牛之举若被他看在眼里，他自然会前来告发。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有一人前来告发。包拯大怒，立即对他严加审问。在罪证面前，这个人没法抵赖，招认了自己的罪行。

　　 包拯体恤百姓，关心民众疾苦。他看到当地人因经常饮用不洁的江水，以致疾病甚多，就让人凿水挖井，使民众用上了地下水。当地人感激他的恩德，刻石来纪念他。

　　 三年后，包拯因政绩突出，升任端州知州。端州出产的砚台久负盛名，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有些官员就假借进贡的名义，任意多加征收，送给权贵，以求仕途发达。这就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以致怨声载道。包拯上任后，力图改变这种现象。他要求工匠只造足上贡的数目即可，官吏不得任意克扣，而他自己虽近水楼台，仍两袖清风，直到任满，也未用过一方端砚。离任时百姓感恩，送他端砚，他却拒而不受，投之湖中。后来投砚处出现一片沙地，当地人叫做“黑砚砂”，以赞颂包拯廉洁奉公的高贵品质。

　　 二、直言奉谏 忧国忧民

　　 庆历三年（1043），包拯被调往京城，担任监察史。这一职位可以对各种朝廷事务加以监督，使包拯正直的性格很有用武之地。任职期间，包拯对北宋的方方面面，提出了诸多中肯的建议。

　　 当时张妃受宠，其伯父张尧佐也连连高升，宋仁宗任之为三司使。包拯认为张尧佐只是个“凡庸之人”，应“授尧佐以他职，别求才高之士委而任之”。仁宗又改任张尧佐为节度兼宣徽两院使，包拯与众御史坚持认为张尧佐的才能不足以担当此任，并力谏仁宗。仁宗自知理亏，无可奈何，答应以后不再提拔张尧佐。包拯不仅直言不讳、不避权贵，而且嫉恶如仇。他曾七次弹劾“罪行昭著”的王逵。王逵在朝中有很大的势力，自以为没人动得了他，无恶不作。包拯不畏艰险，先后七次上书，指责他“累任皆惨虐不法”，道出百姓的心声，要求为民除害，宋仁宗最终罢免了王逵。

　　 在对外政策上，包拯反对北宋向契丹交纳岁币来维持和平的做法，他认为应当“训练士卒、选拔将领”，增强北宋的军事力量，使契丹不敢藐视北宋。任职期间，他曾出使契丹，接待的人故意刁难说：“雄州城新近开了一个便门，是不是想引诱我们的叛逃者，刺探边疆的事情呢？”针对对方的挑衅，包拯义正辞严，据理加以反驳，对方也无话可说。包拯还主张官员年满七十必须“致仕”（退休）；经由恩荫制度授予官职的人须经考试才能为官；改革各路转运使兼任按察使的制度，等等。

　　 后来，包拯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改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移往陕西，又移往河北，入为三司户部副使。这个时期，包拯所任职务多为管理国家财政的官职，他注重减轻剥削、缓和矛盾，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他体察民情，曾多次上书仁宗，要求减免赋税。

　　 在出使四川时，他做出种种努力，减少军费开支，以缓解国家财政困难。陈州地方官府在征收赋税时，要求以货币替代实物，使农民受到商人的盘剥，包拯立即制止了这种做法。北宋时，政府可以强行购买所需物资，官员办理此事时中饱私囊，价格极不合理，百姓深受其害。包拯建议国家应以合理的价格，在百姓自愿的基础上加以征收。秦陇斜谷为建造船只，任意摊派，造成民不聊生的局面：木材向百姓索要，就连造河桥所用的竹索，也得百姓提供，往往数目巨大，百姓被压榨得生活困苦、流离失所。包拯将情况奏明皇帝，加以禁止。他曾前往河南一带，重点解决军粮的筹集问题，发现很多耕地被侵占，他就上奏，请求将用来牧马的一万五千顷耕地全部由百姓耕种，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要。北宋实行禁榷制度，带来种种不便，影响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包拯要求废除官方对盐的垄断，允许商人自由买卖。沈括曾大加称赞这种做法，认为“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包拯还注意“冗官”问题，认为冗官太多，影响国计民力，应大加裁汰。

　　 包拯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颇具成效。景祐二年（1050），包拯升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包待制”之称由此而来。身为谏官，包拯在任职期间，敢于触怒龙颜，当面指正皇帝的失误。刚正的秉性使他不会察言观色、曲意逢迎、谄媚皇帝。他也深知自己的性格：“披沥肝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冤仇”。他屡次上书反对宋仁宗任意授予官职，以示恩宠；反对宋仁宗任意赦免犯罪之人；弹劾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建议宋仁宗以唐魏徵的三篇奏疏作为行为的准则；批评宋仁宗不重视百姓的信任，任意改变法令；要求宋仁宗积极纳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两年后，包拯改任龙图阁直学士，这只是个虚衔，没有实权。后来，他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出任地方官。包拯做事认真，为人踏实。他看到北宋“冗兵”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力求经过整顿和改革，改变“老病冗弱”的状况。经过认真的考虑，他建议朝廷在边疆无战事时，解散河北的屯兵，将他们就近安置，发生战争时也可及时调遣；还建议朝廷发展义勇军。这样一来，每年的军费开支大为减少。他还建议为提高北宋军队战斗力、加强军事力量，改变宋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以致临阵对敌号令不行的情形；丰收之年，多多储备军粮，既可减少开支，又可减轻运输困难等。然而，朝廷对他的主张不加重视。

　　 包拯担任瀛州知州时，很多地方官员都挪用公款进行贸易活动，往往赔多赚少，算下来每年亏空十多万，大大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包拯知道此事后，不仅以身作则，坚决不动用府库钱财一分一毫，还将此事上奏仁宗，并加以整顿，使局面大为改观。

　　 三、铁面无私 足谋善断

　　 嘉祐元年（1056），包拯任开封知府，升为右司郎中。虽然只在任一年多的时间，但在他治理下的北宋都城，一片清平盛世的景象。

　　 封建时代的官吏，判事断案是主要职责，而包拯在这方面的表现十分突出，人称“包青天”。关于他断案，有许多传说，比如“巧取赃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人在酒馆里喝酒，为避免醉酒后人事不知丢失银子，就托酒保保管。次日，酒保却起了坏心思，否认有此事，企图昧了财物。两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来到公堂之上由包拯审理。包拯一方面稳住两人，不准离开公堂；另一方面派人去酒保家，称其已供认不讳，果不其然，酒保家人忙拿出银子。证据确凿，银子归还失主，酒保也无可辩驳。

　　 包拯不仅在办案上力求廉正清明，明辨是非，还对告诉程序所存在的不合理之处进行了改革。以往的制度规定，告状人须将状纸交给“牌司”，由“牌司”交给知府。这样，“牌司”就成为告状伸冤的第一道关口，虽位卑职微，却常常以此要挟，以之为敛财的手段，致使民情不能上达，民冤不得申诉。包拯上任后，规定百姓可直接前往公堂陈述冤情，当面辨明是非曲直。这就增强了司法审判的“透明度”，十分有利于司法公正。

　　 包拯执法甚严，不徇私情，不畏权势，不怕树敌。有位官员欠别人钱，依仗自己位高权重，赖账不还，甚是嚣张。债主告到公堂，包拯查证属实，即强令该官员还清欠款。有一段时期，北宋都城开封阴雨连绵、洪水泛滥，冲倒房屋无数，百姓无家可归。包拯查明原因，是河道狭窄、排水不畅所致。继续深究，原来是朝中很多显贵依仗势力，占据河道两岸的土地修筑园林。他们居住在花园别墅，享受亭台楼榭，尽赏秀丽风景，而平民百姓却遭受洪水之苦。包拯极为愤怒，一声令下，将这些楼台尽数毁掉。有人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据理力争，仁宗也没话好说。曾经有个宦官仗着皇帝恩宠，为所欲为，他伪造地契，假冒土地的主人，以为即使被识破，别人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包拯仔细审查，发现“墨浮朱上”，即哄骗田主先签字画押，然后在空白纸上写字，证实此契确系伪造，便重罚了此人。

　　 包拯这种秉公执法、铁面无私的作风深得百姓称颂，开封盛传“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拯性峭直，立朝刚毅，人以其笑为黄河清”。人们把包拯笑比作黄河水清，可见对他称誉之高。妇孺老幼皆传颂他的名字，对他铁面无私审理案件的经过更是耳熟能详。按照当时惯例，官员离任时其名字和任职时间须刻在府衙门口的“题名牌”上。人们常常抚摸开封府题名牌上包拯的名字，深深怀念，经年累月，他的名字十分光亮，可见受人敬仰之殷。

　　 四、克己奉公 万世流芳

　　 后来，包拯升为枢密直学士、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可谓位高权重。他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委婉表达自己的想法，只是直来直去，不免会让人误解。宋仁宗即位后，太子之位长期空置，包拯基于国家前途着想，对此事甚是担忧，上奏仁宗请求策立太子。仁宗认为包拯意图干涉朝政，介入皇位之争，就反问他欲立何人为太子。包拯解释道，自己之所以过问此事，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没有别的意思；自己已是垂暮之人，行将就木，会从中获得什么好处呢？仁宗听到这里，怀疑顿消，明白包拯的一片苦心，表示会考虑此事。包拯一生光明磊落，不避嫌疑。哪里会私藏祸心？包拯还建议实行减少内廷侍臣的数目、节省政府开支等措施，也是不加修饰、心口如一。

　　 包拯无意于争权夺势，坚持实事求是。仁宗提拔张方平任三司使，这是关乎国家财政的重要职位，非廉洁之人不能胜任。包拯立即上书指责方平购买豪民财产，宋仁宗就罢免了他，另谋人选。宋祁被仁宗选中，包拯上书弹劾，此事便作罢了。后来，仁宗任命包拯兼任三司使一职。在不知内情的人看来，包拯贪婪权力、居心叵测。为此，欧阳修对包拯冷嘲热讽，说他因为贪权才对别人横加指责。包拯无意如此，只是机缘凑巧。他呆在家里，自觉问心无愧，不管别人说三道四，仍前去赴任。担任三司使时，包拯也是兢兢业业，一心为民。之前，府库物品强令百姓购买，不合民意，包拯改为自愿购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如何评价包拯？

　　 包拯一生极为朴素，自四十一岁任职到病死于任上，中间虽有起伏，但仕途还是比较顺利的。他的俸银能够维持较好的生活，但他却以普通百姓的生活标准来要求自己。家中壁上有他的家训：“后世子孙做官的，如果谁贪赃枉法，就不让他再算本家人，死了以后也不能葬入祖坟。不遵从我的志向，就不再是我的子孙。”由此可以看出，包拯不仅严于律己，对子孙也管教甚严，要他们正直做人，廉洁为公，世代相传；若不遵守，就不再是包家子孙，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重的惩罚。包拯不会和别人拉关系，朋友寥若晨星，亲戚也是少有往来；但他为人厚道，很多官员十分敬重他的为人。

　　 后来，包拯在处理政务时患了急病。嘉祐七年（1062）五月二十五日，他病情加重，溘然长逝，终年六十四岁。病危时，宋仁宗曾前往包家探视。谥号“孝肃”。

　　 包拯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欧阳修在评价他时，指出这种性格既“天姿峭直”，又“思虑不熟”，有利有弊。但百姓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正直的为民请命的忠臣。因为包拯任过开封知府，人们就在府衙旁建起包公祠来纪念他。人们更发挥想象，美化包拯，对他加以种种渲染，赋予他奇异的经历。他是戏剧中最常见的人物，世人传说他脸黑如墨，被父母遗弃，哥嫂抚养他长大，他视嫂如母；说他是天上文曲星下凡；他弹劾王逵之事被编为《陈州放粮》等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