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为什么弃官十年

　　 在父亲包令仪悉心培养和恩师刘筠的言传身教下，已经二十九岁的包拯终于得到了进士出身。而持进士及第的包拯在仕途上的光明前景也似乎是近在眼前了。

　　 天圣五年（1027），也就是包拯中举的这一年，朝廷便授予包拯大理评事的官衔，还派他担任建昌县（今江西永修）的知县，一下子就成了八品官员。这建昌县在当时可是个大县，交通便捷，山川秀美，多名胜古迹。包拯作为初涉官场的新生能够得到这样的优差，足可见朝廷的重视了。然而，包拯此时却向朝廷辞官，表示想要归家休养。

　　 为什么苦读近二十余载，一朝金榜题名的包拯会在仕途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这样“自毁前程”呢？

　　 原来，当时的包令仪夫妇都年事已高了，身体也不是很好，而建昌县与庐州两地相隔数百千米，包令仪夫妇不愿意长途奔波、离开故土，也不愿家中的独子远离家乡去做官。深受父母养育之恩的包拯便向朝廷上奏希望在庐州附近任职，以使忠孝得以两全。朝廷也理解包拯的尽孝之心，让包拯改任和州监税，和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和县，与当时的庐州相互为邻，不用包令仪夫妇长途奔波。

　　 可是，当包拯回家请迎父母随他上任时，包令仪夫妇仍是表示留恋故土，不愿前往。年近而立之年的包拯虽然怀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犹豫再三之后，认为父母已经到了那么大的年纪，为之尽孝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而自己要为国尽忠却是来日方长。于是，包拯毅然辞官归乡，一心一意在家侍奉父母。

　　 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般的学子读书人取得功名都是盼望着能早日做官，赶紧走马上任，而只有在父母去世后，才会回家丁忧居丧。包拯深知尽孝就应当在父母在世之时，为报父母养育之恩，包拯便毅然决定离开仕途，“先尽孝后尽忠”。由此可见，包拯绝不是孜孜追求功名利禄的庸人，而是一个至忠至孝、淡泊名利的品德高尚之人。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包拯在庐州侍奉双亲期间，天圣六年（1028），包拯的恩师刘筠再次出知庐州。刘筠曾经三次担任翰林学士，他很期望可以进入中书省或枢密院（前者以宰相为首执掌行政大权，后者以枢密使为首管理军事），能够在更关键的位置为国家更尽一份力，可是得到的仍只是翰林学士承旨兼龙图阁学士这样的职位。

　　 刘筠此时也是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因此刘筠便再次请求出知庐州。刘筠对庐州这个地方是很喜爱的，之前担任庐州知府的时候，他就在城中建造了房屋，还建了一个书阁，以珍藏真宗皇帝曾经赐予他的所有书作，仁宗皇帝还亲自书写了“真宗圣文密奉之阁”的飞白赐予刘筠。

　　 这次出任庐州知府，刘筠知道自己身体不好，更是在这里造了坟墓，做了棺椁，还自撰了墓志铭。两年之后，也就是天圣八年（1030），刘筠卒于庐州。

　　 在这三年间，包拯经常在刘筠身边耳濡目染，熟悉官场；研读经史书籍，培养情操；探求治国安民之道。这些对包拯日后再次出仕、报国尽忠都有很大的助益。而刘筠的逝世，无疑对包拯是个很大的打击，使包拯失去了一个难得的良师益友。

　　 包拯一直在家精心侍奉父母，直到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将父母妥善地安葬之后，便在墓边搭了一个草棚，为父母守丧。当时的习俗是父母去世之后，子女要为父母守丧三年。史书记载包拯守丧时称：包拯三年守丧期间身心憔悴，节衣缩食。人们都称其为“墓旁孝子”。

　　 一般来说，有官职在身的官员为父母服丧之后，就可以立马官复原职，再次做官的。而包拯三年丧期满了之后，仍是不忍离去，他在除去丧服之后，依然时时徘徊于父母的墓边，恋恋不舍。

　　 又过了两年之后，经过亲友的多次劝勉，包拯终于决定离开故乡，回到京城等候任命。这时，已经是景祐四年（1037），距离包拯中举得官，初涉仕途，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而在这十年间，与他同榜高中的人一个个已经青云直上，有的已经飞黄腾达、身居高位。而包拯对此毫无怨言，可见他的尽孝完全是出自内心，而非“作秀”。

　　 包拯认为做官是为国为民谋福利，而不是为谋取一己私利。而尽孝高于一切，只有能够尽孝之人才能为国尽忠。与包拯素有嫌隙的欧阳修也客观地评价包拯说：“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包拯通过“先尽孝，后尽忠”，做到了忠孝两全，在当时可以说是给所有官员做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吴奎在其《墓志铭》中说：“（包拯）竭力于亲，尽萃于君。”就是说包拯在尽忠、尽孝方面在当时是被充分肯定的。

　　 包拯能够清廉一生，誉满朝野，也离不开妻子董氏的支持和辅助。董氏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幼便读书识字，可以说是知书达理。董氏与包拯成婚后，对包拯说：“大丈夫自然应当为君上效力，家里有我来照料双亲，我会像对亲生父母一样侍奉他们，你放心去参加科考吧。”于是，包拯留下贤惠的妻子在家照料父母，赶赴京城参加科举。

　　 而包拯考中进士，却为尽孝心而抛弃官位，此举不仅没有惹恼妻子，反而赢得了妻子的敬重。董氏理解丈夫“先尽孝后尽忠”的想法，心甘情愿地陪伴丈夫奉养双亲。十年间，董氏一直无怨无悔地伴其左右。

　　 包拯留传下来唯一的一首诗，据他的“门生”张田说，便是包拯此时写下的一首“明志诗”。诗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勿贻来者羞。

　　 “清心”是治身的根本，“直道”则是处世的要诀。笔直而细小的树干，一定会长成能够支撑大厦的栋梁；百炼的纯钢，决不会用做弯曲的钩子。仓库里堆满粮食，连老鼠、麻雀也会高兴；田野里寸草不生，连兔子、狐狸也会犯愁。

　　 史册上记载着古人许多宝贵的教训，做官就要做好官，千万不要留下耻辱之事，让后人笑骂。这就是包拯出仕做官的座右铭。他在诗中直抒胸臆，堂堂正正地表明了自己从政和为人的道德准则，即清心治本，直道处世。

　　 就这样，包拯在处理完父母的丧事之后，带着成为国之栋梁、为民造福、留名史册的决心，告别家园，踏上征途，开始了他千古流芳的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