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为什么敢于劝宋仁宗立皇子

　　 假皇子案案发六年后，仁宗皇帝仍然无皇子出世，东宫一直虚位，使得当时的北宋朝野上下都十分担心。

　　 皇祐五年（1053）时，仁宗皇帝那时已经四十四岁了。时任太常博士的张述终于按捺不住，上疏恳请仁宗皇帝收养皇族宗室子弟入宫，同时祈祷天地希望能够早日诞下皇子。

　　 按理说，为皇储谋划安排是作为臣子的大忌，仁宗皇帝知道张述是为国着想，也就没有处罚他，但也没有接纳建议收养宗室子弟入宫。

　　 仁宗皇帝自幼身体就不太好，随着年纪的增长，更加虚弱，甚至经常出现神志昏乱的病状。

　　 至和三年（1056），也就是包拯就任开封府知府的这年，正月初的时候，仁宗皇帝上朝时竟然突发“风眩之疾”，就是眩晕昏倒，被急忙扶入宫中诊治，二府大臣却都只能在宫外守候，焦虑万分。

　　 宰相文彦博向内侍询问仁宗皇帝病情如何时，内侍却以“禁中事得保密，不敢泄漏”为由，而拒绝回答。文彦博怒斥他说：“皇上病重，事关国家安危，现在只有你们能出入宫中，却不让当朝宰相知道皇上病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文彦博和富弼其时都很担心仁宗皇帝会发生不测，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皇帝祈福为名，得以留宿在禁中，以随时询问仁宗皇帝的病情。直到当年二月，仁宗皇帝的病才有所好转，逐渐康复。

　　 当时仁宗病重，京师人心恐慌，好在文彦博与富弼二人遇事沉着冷静，处理事情果断，才使大家心安，宫内也没出什么变故。这使得朝臣们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更加担心。

　　 五月三日，范镇率先向皇帝上疏要求仁宗皇帝早日确立皇位继承人。这次上疏在朝堂引起极大轰动，文彦博就责问范镇说：“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和中书省商量下就上疏了呢？”范镇慨然回道：“我知道如果上疏请立太子，必然是犯了死罪，但我已抱着必死之心了。如果和宰相们商量的话，肯定会不准我上疏。”虽然遭到执政大臣的责难，范镇的上疏却得到了所有御史官员的支持，他们联合上疏表示支持范镇的建议，请求仁宗皇帝早立太子。这也拉开了持续七年的关于立太子的论战。

　　 由于中书省的不支持，仁宗皇帝也对这次的上疏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很多大臣都不敢贸然附议。直言敢谏的包拯自然不在此列，包拯等人坚持要求仁宗皇帝接养宗室子弟到宫中以备东宫。

　　 恰在这年的五月二十四日黄昏，两颗“扫把星”划过开封府的夜空。之后便开始了连绵不绝的大暴雨。也就是导致惠民河暴涨的那场暴雨。而且当时不仅是开封府，全国各地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水灾，造成很多灾民流离失所。

　　 六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下发罪己诏，认为水灾都是自己为政有失造成的。

　　 范镇就趁机再次上疏请求仁宗皇帝重视宗庙传承，并引用古语说“简宗庙，废祭祀，逆天时，则雨不润下”，认为正是仁宗皇帝“简宗庙”，久无子嗣，才导致了这次的水灾。

　　 于是，宰相文彦博和富弼也加入了劝立皇子的队伍。他们还提出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曾经在宫里生活过的濮王之子宗实，宗实出宫后也经常受到大臣们的赞扬，是个厚道贤良的王子。

　　 仁宗皇帝见此，也知道朝臣们都是为了国家社稷，但仍希望可以由自己的亲生子嗣继承皇位。于是，仁宗皇帝便要求朝臣们再等上两三年，到时候肯定会有所交代。

　　 这时，仁宗皇帝已是四十七岁了。对于仁宗皇帝保证在五十岁以前解决东宫问题，朝臣们都表示很满意。

　　 嘉祐三年六月（1058年8月），包拯升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御台的最高长官，台官们的首领，俗称“台长”。主要职责就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

　　 仁宗皇帝所立的“二三年之约”也快到了。于是，包拯刚上任御史中丞，就向仁宗皇帝上疏请求早日选立太子。没想到仁宗皇帝竟反问道：“你想要立谁为太子？”仁宗皇帝这么问就在表示自己很不高兴了。包拯连忙说道：“我没有什么才能，却能担当御史中丞这样的职位，请求皇上早立太子也是为了国家社稷。陛下这么问，就是在怀疑我是有私心的。可是我已经年近七十了，都还没有一个儿子，我这么做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仁宗皇帝听了或许是有了同病相怜之感，或许也是平息了刚刚的怒火。对包拯表示再考虑考虑。

　　 而到了嘉祐三年（1058）下半年，大臣们都暂停了劝立太子的论战。原来，这时，后宫中的董氏、周氏同时怀上身孕。朝野上下都期待着能够诞下皇子，解决储君的问题。负责宫廷事务的内侍省甚至建造了一座潜龙殿，预备给即将诞下的皇子居住。

　　 然而到了嘉祐四年（1059），两位贵妃都只是相继诞下了皇女，而非“万众期待”的皇子。到了嘉祐六年（1061），董氏和周氏又先后为仁宗皇帝生下了皇女。

　　 此时，仁宗皇帝已经五十二岁了。由于长年服食药物，仁宗皇帝的身体也越发虚弱，他终于认识到，再想要生下一位皇子的可能性已经很小。而包拯等人也不断上疏，希望可以收养宗室子弟入宫。

　　 仁宗皇帝终于向群臣妥协，他认为自己多年无子，却多了好几位皇女，这其实是上天的意思。而五年前定下的“二三年之约”，也早已经到了。

　　 于是，嘉祐六年（1061），仁宗皇帝下诏：起复濮王之子宗实，任命他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这其实就是立储前对宗实的磨炼了。

　　 可论战了六年，好不容易说服了仁宗皇帝立太子，大臣们却都忽略了这位“准太子”的意思。仁宗皇帝下诏之后，宗实竟然以父亲刚刚过世，自己正在服丧为由，拒绝了这道诏命。仁宗皇帝自然也不高兴，说：“他既然不想做，也就不要勉强了。”宰相韩琦就表示“万万不能半途而废”。这就苦了宫廷的内侍，那内侍官在宫廷与王府间来回奔波宣旨，每次都只带回了宗实的辞表。

　　 嘉祐七年八月五日（1062年10月4日），仁宗皇帝再次下诏，对宗实屡次请辞表达了赞赏，并宣布正式要将宗实作为皇子接入宫中。而到了二十七日，宗实才终于在大臣们的劝说下，乘轿进了皇城。

　　 至此，长达七年的劝立皇子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