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犀利之笔铸造丰碑

他针对抗战的形势，屡屡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行为。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邹韬奋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之后，他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他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

六、流亡海外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18日，爱国民主人士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当年7月14日，邹韬奋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

他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经过漂流海外两年的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逐步将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七、毅然回国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同年8月离开美国回到中国。回国后，邹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同年（1935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援。

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他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

该刊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同年12月时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也是在12月，他又与沈钧儒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他当选为执行委员。

一系列正义言行，再度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反动派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并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他们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此，邹韬奋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

八、宣传抗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于1936年3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为了能够公开发表抗战救国主张，传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后不久，就开始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

经过几个月的日夜苦干，终于于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报》。在发刊词中，邹韬奋明确提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

该报问世后，积极宣传抗战救亡思想，不到两月，影响所及甚远，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爱国救亡运动。但鉴于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闭塞，邹韬奋遂根据读者要求，宣告从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31日，邹韬奋、沈钧儒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联合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同年7月31日，邹韬奋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进一步阐发了救国会的抗敌救国主张。文中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难当头之际，全国各党派各方面，应该停止纷争，“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

他们特别对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赞同，呼吁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阵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该信对抗日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年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报》，因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干涉而未能复刊。邹韬奋便根据实际情况，将该刊副刊“星期增刊”复刊，并加以扩充，更名为《生活星期刊》，继续在上海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爱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