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中华小姐的得力助手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以国民军惨痛失败告终。上海彻底沦陷后，日军又马不停蹄地杀往南京，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本兵完全像一群野兽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两、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南京城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南京城尸体横陈、江水尽赤。

　　 位于南京随园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曾经是我国一个著名的女子大学，战乱前这里充满宁静、祥和与理想，是无数风华正茂的女大学生们身心向往的地方。不过它在惨绝人寰、尸横遍野的战乱中早已失去了原有的风采，显得格外的寒冷和萧瑟。加之，在大屠杀期间，作为难民收容所之一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只收容妇女和儿童，因此其境遇也就更为特殊。

　　 程瑞芳是湖北孝感人，1875年出生，原姓乐，后随夫姓程，中华护理学会会员。1924年，她应邀到南京担任金陵女大舍监，负责管理学生宿舍和食堂。成为人称“华小姐”的美籍人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魏特琳的亲密助手。

　　 在那样的战乱年代，程瑞芳像许许多多革命青年一样，经受了血与火的锤炼，认识到自身背负拯救弱势群体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义无反顾的选择的自己的命运，留守在金陵女大，留在了众多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身边。

　　 她对收容和保护妇女儿童，组织妇女们有序的生活及劳作等工作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救助难民的日日夜夜中，一向没有写日记习惯的她，还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日军的暴行和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以及金陵女大难民收容所的主要活动。

　　 虽说，金陵女大位于国际安全区内，但对妇女们来说，并非是真正的安全之地。1937年12月17日，在这个并不宁静的夜晚，刺耳的刹车声充满着诡秘和恐怖的味道。片刻后，车上下来一队日本兵，企图以搜查中国士兵为借口闯入金陵女大抢劫妇女。这群狡猾的“强盗”想尽各种办法，将魏特琳等工作人员控制在校门口，而其余的士兵趁机跑进大楼挑选并强行带走十多名年轻姑娘。

　　 程瑞芳是这个事件的记录者，她说“这种亡国奴的苦真难受，不是为民族争生存，我要自杀。……今晚拖去共十一个姑娘，不知托〔拖〕到何处受用强奸，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可是这群野蛮的土匪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寻正道，他们在金陵女大的性暴力仍然大量并分散着发生，有时一个，有时两三人，不分白天夜晚，有时就在金陵女大校园直接施暴。

　　 而程瑞芳所能做的就是用笔记录下这一切残暴的罪行，陪伴着魏特琳用其中立国国民的身份，不停地驱赶和一次次到日本领事馆抗议。

　　 除了尽可能防止在难民区性暴行的发生，更为困难的事是难民的生活救助。很多难民两手空空地来到金陵女大，12月的南京凄风苦雪如何度日呢?以程瑞芳为首的中国员工们心在流泪，默默地工作着，发挥出色的组织能力，把难民们组织起来，通过一些活动自我服务和相互服务。

　　 通过他们的努力，难民所逐渐建立起秩序，对程瑞芳等中国同事们忘我精神和高效率工作，魏特琳发出由衷的赞美:“程夫人在过去几个月里真是棒极了，非常了不起地处置各种情况。”

　　 在这段特殊的岁月里，若无程瑞芳等人，便不会有这些妇女孩子们之后的一切。也正是这一段生活经历引导着程瑞芳走进为历史作证的行列，用历史的铁证谴责着日本军人惨无人道的罪行。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程瑞芳曾远赴日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她列举了亲眼看到的日军在校园里强奸、抢劫和杀人的数个证据，控诉了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

　　 她的日记是首次发现的中国人以亲历见闻形式记录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记，为我们真实再现了那段惨绝人寰的人道灾难，填补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中的一个空白。我们相信，它将更有力地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工作，这也是批驳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有力证据之一。

　　 程瑞芳在日军屠刀之下，冒着杀头的危险记下日军暴行的勇气是值得我们后人深思、钦佩以及学习的。她的良知与正义，善良与智慧，像悄然无声的繁星，在漫漫黑夜中闪亮不熄，点缀天宇;像美丽的紫金草，在大地上永远地开放，给今人和后人教育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