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为什么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相关古诗文有哪些？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朝文学家，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曾巩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韩愈3岁时就丧父，被寄养在哥哥韩会及嫂子家中。虽然韩愈早年流离困顿，但他依旧刻苦好学。贞元二年（786年），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都没有成功。

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求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

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

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韩愈反对当时文人写作过分追求形式上骈文的做法，他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和柳宗元共同携手发起了古文运动。韩愈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他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他重视文人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还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论说文在韩愈的散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这些文章或论述文学思想，或论述写作经验，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

叙事文在韩愈的散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

韩愈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

韩愈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他的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韩愈的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对后世有不小影响。

韩愈还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能逆当时的潮流，积极指导年轻人学习，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特别重视教育和培养年轻作家。

韩愈是唐代最重要的散文家和诗人之一，他在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创作上，均有卓越的成就。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后人推崇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足以见得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名人名言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

其责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惟陈言之务去。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大丈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