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推动了乐府诗的发展

曹操传世诗作二十余篇，均为乐府诗体，但又不完全拘泥于汉代乐府，因而可以就其实际概之为:继承了乐府的传统，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焕发了四言诗的新生，开一代诗风。

曹操对于民间乐府的采集与整理，很难说是有什么贡献。因为史无明记，不可妄言。揣言之，曹操在世，忙于军事，实难顾及此类事情。然而，曹操本人性爱辞章，兼善音乐，尤工乐府之作，对于社会不能不有所影响。因此，在他的带动下，文人乐府有了空前的发展与活跃。进而推动了魏晋时期的文学发展，呈现“彬彬之盛”的景象。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料。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不失为有识之见。

下面具论曹操的贡献与思想。

1、为乐府诗的创作开辟了更为自由的天地

汉末建安之前，乐府诗虽然仍有一些好的作品留世，但总的来看，渐趋式微。所以出现这种情势，与乐府诗固定的程式及其音乐套式有一定关系。曹操冲破旧的藩篱，为乐府诗的新发展走出了新路，其一就是“以旧瓶装新酒”，即借用原有曲牌，歌唱新的词章，或依声作诗，或作诗入乐，曲名同诗词内容完全分离或不相干。这样，便为乐府诗的创作开辟了更为自由的天地。

乐府，历代有各种不同的分类。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分为郊庙、燕射、鼓吹、横吹、相和、清商、舞曲、琴曲、杂曲等十二类。原来古曲名与诗词内容是一致的。如《相和歌•相和曲》之《平陵东》，歌词的头一句便是“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十五》的头一句便是“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再如《琴调曲》之《妇病行》开头便是“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

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内容与形式完为一体。曹操自创新歌，更多的是利用旧的曲调歌咏新的内容。例如《陌上桑》，本写一采桑女子同调戏自己的过路官吏周旋的故事。仃操用其曲，抒发了自己慕仙之思，二者完全不相干。《相和歌•清调曲》之《秋胡行》，本写秋胡戏妻事，曹操用来写战事之难和心中惆怅。现实与情思融为一体，读来毫无勉强之感。《薤露》、《蒿里》，晋人崔豹《古今注》说《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归于蒿里。故有二章。”

田横，秦末齐国相，韩信灭赵后，使鄹食其说齐王田广、相田横，愿与联合，田横信以为真，放松警惕，韩信乘机破齐，田横自立为王，刘邦称帝，召田横，田横惧诛，自杀,从者五百佘人，闻横死，均自杀。曹操借用这两个题目，叙述时事，表达自己的哀伤和怜民之情。从哀伤“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薤露》）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角度说，似与挽歌有某种联系，但实际也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了令人叹服的新的统一。不可否认，曹操“以旧瓶装新酒”的乐府诗创作，必然对后世“填词”形式的出现，有过重要的启示作用。因此，从一定意义上（不是全部意义）不妨说，曹操乐府诗的创作实乃后人“填词”之滥觞。

2、焕发了四言诗的新生

曹操乐府诗有五言、四言、杂言三种。其叙事体乐府多用五言，抒情体乐府则多用四言。诸多学者认为,曹操作诗,尤工四言。四言诗从《诗经》开始，已有一千余年，形式僵化，极少佳作出现。曹操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充实了这种诗体，使其获得新生。沈德潜《古诗源》说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这一评价，当是受之无愧的。诸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绝好的四言诗。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

明人钟惺评论此诗说四言至此，出脱《三百篇》殆尽。此其心手不粘带处。‘青青子衿’二句，‘呦呦鹿鸣’四句，全写《三百篇》，而毕竟一毫不似，其妙难言。”对于诗中“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和“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句，明人谭元春分别评说广热肠余情，八字之外，含吐纸上”；“此等句，开唐人四言妙境”。明人徐祯卿说:“曹公《短歌行》、子建《来日大难》，工堪为则矣。”（《谈艺录》）近人萧涤非亦颇赞赏此诗，认为“四言简短，易为板垛，而操此作，不惟语句自然，且气魄雄伟，音调壮阔，故不可及。”可见，曹操此诗确已达到相当高的境界。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巳。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曹操此诗是学界共认的千古绝唱。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即为世所重。据《世说新语•豪爽篇》载，晋人王敦，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四句，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明人胡应麟说：“（汉）高帝《黄鹄歌》是‘月明星稀’诸篇之祖，非雅颂体也。然气概横放，自可不及。后惟孟德‘老骥伏枥’四语，奇绝足当。”（《诗薮•内篇》）清人王夫之评说孟德乐府，固卓荦惊人，而意抱渊永，动人以声不以言。”（《船山古诗评选》）吴乔说：“作四字诗，多受束于《三百篇》句话，不受束者，惟曹孟德耳。”（《围炉诗话》卷2)陈祚明更谓曹操《龟虽寿》“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采菽堂诗集》卷5)

当然，也有不以为佳或虽以为佳但以“文奸”视之者，如宋人朱熹以曹操诗有“周公吐哺”一类句子，谓其“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朱子语类》卷140)明人杨慎说:“曹孟德‘月明星稀’……此直后世四言耳，工则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寻丈也。”（《升菴诗话》卷3)又说，曹孟德乐府脍炙人口久矣，“不特句法高迈，而识趣近于有道，可谓文奸也巳。”（同上，卷10)朱嘉征说余颇颂其歌诗所陈，未尝不悲其志，悯其劳也。但托喻周公吐哺，以西伯自处，举明辟付之后人，此为英雄欺人。”（《乐府广序》卷8)可见，否定之语，大都为政治观念所使然；而就其诗歌本身的艺术性而言，则完全否者极少。#p#分页标题#e#

3、开唐五言之端

五言诗非自曹操始，两汉期间已盛行，而且已有不少很好的五言古诗。流传的枚乘、李陵的诗，固然被历代文学大家疑为后人之作，但就一种诗体的发展说,东汉末年既有《古诗十九首》那样的佳作，必当有一个过程。所以说，五言诗产生于西汉当是无疑的。《汉书•五行志》收成帝时民谣一首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古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就是一首颇好而不够成熟的五言体诗。近人刘大杰先生说，到了东汉，纯粹的五言诗出现了。如果严格地说来，的确是这样。诸如《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羽林郎》、《孔雀东南飞》以及蔡邕《饮马长城窟行》、张衡《同声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五言诗。

《古诗十九首》中的五言诗，古今文学评论家大都给予好的评价。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清人沈德潜《说诗啐语》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妇，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这里所以要讲几句《古诗十九首》的话，是为了特别强调一下古诗十九首大都产生在建安时代。所以会这样，绝不是偶然的。第一，这些著作反映了东汉末年大动荡、大变乱时代人民的思想情感，因而真切动人，是时代的产物;第二，一个时代能有较多同类内容的真切反映时代的作品，往往同当政者的喜好（至少是不惮不忌）与提倡是分不开的。

事实证明，曹操很喜五言诗，而且有较深造诣，因而五言诗作得也很出色。曹操存诗中，五言体和五言杂体（以五言为主，杂以长短句）超过一半，其中尤佳者有《薤露》、《蒿里》、《苦寒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之二、三）、《却东西门行》等。对于这些著作的评价，毋须过多置言，只要翻看一下前人评论，略摘数则，即知一般。

对于《薤露》、《蒿里》，明人谭元春在《古诗归》中说如此着想，如此寄意，翻尽从来拟古门户。”清人陈祚明在《采菽堂诗集》中评《薤露》说老笔直断。禾黍之思，不须摹写，而悲感填胸。此第一高手。”评《蒿里》说笔下整严，老气无敌”。方东树评《薤露》说，“此诗浩气奋进，古直悲凉，音节词旨，雄恣真朴。一起雄直高大，收悲痛哀远。”称《蒿里》“真朴、雄阔、远大”（《昭昧詹言》卷2)。

对于《苦寒行》，明人张溥在《魏武帝集题辞》中说，“阅读本集，《苦寒》、《猛虎》、《短歌》、《对酒》，乐府称绝”。清人吴淇对于《苦寒》诗之技巧特加推崇，他在《六朝选诗定论》中说魏武雄盖一世,横槊賦诗，其所为《短歌》、《苦寒》二篇，直欲夺汉家两风之座”；“凡诗人写寒，自有一应写寒事物，大要曰风，曰雪，其余事物皆倘然夹凑，倍写其苦耳。此诗未写风雪，先写太行之险，所谓骇不存之地，进退两难，则寒不可避，方是苦也。”进而指出，“羊肠”二句，极写其险。下方写风，然却不遽写，曰‘树何萧条’……寒气棱棱，已有雪意，不遽写雪，而先写‘少人民’者，即伏下文之‘无宿栖’也。……

无人民之上，又先写‘熊秉’二句者，凡人晚行，虽无栖宿，犹可望之前途，‘熊罴’云云，则前途亦无望矣。……此诗极写苦寒，原是收拾军士之心，却把自己平生心事写出。”王夫之在《船山古诗评选》中用两个字评《苦寒行》，曰“绝好”。陈祚明认为《苦寒行》写征人之苦，淋漓尽情，“笔调高古，正非子桓兄弟所能及”。方东树则给了更高的评价，他说《苦寒行》“不过从军之作，而取境阔远，写景悲壮,用笔沉郁顿挫，比之《小雅》，更促数噍杀。后来杜公（甫）往往学之。大约武帝诗沉郁直朴，气真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寻其意绪，无不明白；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皤。诵之令人满意。可谓千古诗人第一之祖。”(《昭昧詹言》卷2)

对于《秋胡行》，王夫之认为此诗的写作技巧已经达到了一种极难学到手的境界。他说当其始唱，不谋其中，言之已中，不知所毕，巳毕之余，波澜合一，然后知始以此始，中以此中，此古人天文斐蔚夭矫引申之妙。盖意伏象外，虽所至而与俱流，虽令寻行墨者，不测其绪。”陈祚明认为《秋胡行》“序述回曲转变，反复循环不穷，若不究其思端，殊类杂集，引绪观之，一意凄楚，成佳构矣。笔古无俟言。”

对于《却东西门行》，王夫之在《船山古诗评选》中说，“着意处皆以兴比写生。‘万岁不相当’，情真悲极。”宋长白和张玉谷都对诗的最后四句“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岗，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给以很高的评价。张玉谷在《古诗赏析》中说：“‘神龙’三句，物各安居，死又恋土，两层三比，然后一句拍合陡收，笔势凌厉，通首增色。”

当然，也有人以为，若将其五言体同其四言体相比，则不能不承认稍逊一筹。如钟嵘所论，“曹氏父子，高古之骨，苍凉之气，洵是乐府妙手。五言诗则减价/窃以为，曹操的诗，不管是四言，还是五言，都有好有差，五言中的佳作同四言中的佳作一样，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四言中有被誉之为“奇响”、“绝唱”的篇章，五言中同样也有甚得高人之髙评者，因之被人目为作五言诗的“第一高手”、“千古诗人第一之祖”。曹操五言诗多慷慨古直悲凉之句，常为唐人所效，因而清人王尧衢在《古唐诗合解》中竟称曹操的诗“格调古朴，开唐五言之端”。此论亦当是很有道理。

当然，这里必须赘述一句：曹操杂言诗也不乏佳作，如《对酒》《陌上桑》等。近人萧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一书中说:“世多谓乐府为诗之一体，实则一切诗体皆由乐府生也。汉乐府多杂言及五言，四言甚少，至六言七言，则更绝无其作。魏则诸体毕备，吾国千百年来之诗歌,虽古近不同，律绝或异，要其大体，盖莫不导源于此时也。”诸体毕备，既源于魏，自然是要首振曹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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