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加强集权制度

历史证明，一切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明白，如要实现大的政治抱负，必须不断加强权力。做法虽然各异，但基本点是相通的。这里略述曹操封公建国前的一些主要集权举措。

1、军政互济谋极权

曹操甚知军政互济之用。以军谋政、以政制军是他的重要思想之一。初为尉，兵少职卑，稍有作为即被赶出京城;及为地方长官，虽然雷厉风行一番，奏免污吏，禁断淫祀，但终因官阶有限、手无大兵，很快便感到势单力薄，“违道取容”，“恐为家祸”，而辞官不做了。后来，征为八校尉之一，征为典军校尉，有了部分兵权,但实乃仰人鼻息，甚至是仰宦官褰硕的鼻息，既非政要，更无实际的独立兵权。朝廷大乱，只能旁观，而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诸此，使曹操认识到，欲谋大事，必须有实际的兵权。曹操初起兵，有众既少，又非朝廷命官，只能附于陈留太守张邈名下而参与以袁绍为盟主的讨伐董卓的联军。

袁绍让他暂任奋武将军。在此期间，袁绍、张邈等不谋进取，而他提的诸多好的建议均被拒绝。在联军中的不平等地位,和“谋不为用”的情况又从另一个角度刺激了曹操，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仅有兵与兵权还不够，而且必须获得朝廷命官的头衔，得到合法的地盘。初平二年（公元191年），他因大破黑山军十万之众，被袁绍表荐为东郡太守。自此，他成了统掌军政大权的一方要员，并以此为契机，开始自觉地脚踏实地地铺设并切实走上了以军谋政，以政济军，由渐及著，最终登峰造极，谋得最高权力的征程。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青州黄巾攻兖州，兖州刺史刘岱战死。曹操的部将陈宫、济北相鲍信等与州吏万潜等迎操为兖州刺史。刺史为国之封C大吏，一方刺史的行动，足以影响全国政局，足以震动朝廷。所以陈宫说“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曹操固知其重要，所以毅然自为兖州剌史而把朝廷派来的刺史迎头痛击，赶跑了。人们常说，曹操是以镇压农民军起家的，此言不错。但如果就其宦途根基而言，则也可以说，曹操是以兖州起家的。

曹操以军功得封兖州牧，继而又以兖州牧得封镇东将军，军政相互为用，从而有资格应董承之召，将兵至洛阳。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曹操既至洛阳，立即毫不犹豫地“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无疑，这是他以军谋政的一次更重大的成功。

司隶校尉是个什么官呢？据《后汉书•百官四》称，司隶校尉比二千石，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后汉书》注引《汉仪》说，“职在典京师，外部诸郡，无所不纠”。《汉官仪》说，“司隶校尉纠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州郡国，无不统。”《通典•职官十四》也说，后汉“司隶校尉，所部河南尹、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尹、弘农，凡七郡，治河南洛阳。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实际上，三公也在纠察之内。

录尚书事又是怎么回事呢？尚书本是少府属官，尚书令的官秩也不过六百石，后因接近皇帝的关系，权力日大，官秩日加，地位日隆，以至“总典纲纪，无所不统”（《汉官仪》），成了实际上的丞相。因此，不论是三公九卿，还是其他文官武将，要想掌握实际权力，必须加“领尚书事”、“平尚书事”、“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

的头衔。有了这样的头衔就可以以皇帝的最高代理人主持尚书台的一切政事。所以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一下子就把朝廷大政和京都及其附近州郡的军政统在自己手里了。

九月，曹操迎帝还许后本想做大将军，因为迫于袁绍的压力，将大将军的空头衔让与袁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为什么要自为司空呢？因为司空为三公之一。东汉时期，三公虽无实权，但地位显贵,依然是名义上的丞相。据《后汉书•陈忠传》称，“三公称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舆为下，御坐而起。入见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这就是说，天子见三公，如果乘车要下车，如果坐着要起立。

《通典•职官二》称，“朝臣见三公皆拜”。可见，三公官之显赫。另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三》称，“自后汉时，虽置三公，而事归台阁，尚书始为机衡之任。然当时尚书不过预闻国政，未尝尽夺三公之权也。”这就是说，三公有名气，而且仍然有点权，如果“录尚书事”同三公之名结合起来，不仅名足镇轻，而且其权力便大小俱握了。聪明的曹操，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既已录尚书事，复具三公之职，名正言顺地接近天子，控制天子,将实权完全控制在手里。

为了切实加强权力，曹操还同时以自己的心腹荀或为侍中、守尚书令。尚书令故不待言，那侍中又是个什么样的官呢？汉时，侍中是皇帝的侍从官，属于“加官”，其他官只要加侍中的名号，便可出入禁中，成为内朝官。《通典'职官》称，“献帝即位，初置六人，赞法驾则正直一人负玺陪乘，殿内门下众事皆掌之。后选侍中，皆旧儒高德，学识渊懿，仰瞻俯视，切问近对，喻旨公卿，上殿称制，秉笏陪见。”可见，侍中为天子近臣，负责赞导众事，顾问应对。这样，曹操便通过侍中、尚书令等等合法的渠道把天子的一言一行掌握了。

易言之，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司空+车骑将军-百官总己以听==军政统制权。这就是曹操迎帝许都后的最初的军政统一的权力设计。

嗣后，曹操立即把军权、政权的相互为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挟天子以令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本质是权臣或方镇借政统军伐异，它的终极目的必将是以军助政，夺取最高权力。

2、废三公，自为汉丞相

曹操以军政相济之用，名重势大，居高临下，讨张绣，击袁术，征吕布，战袁绍,伐乌桓，不几年，军功大成。军功大，兵力多，权力曰隆，为他进一步考虑政治制度的改革和集权问题提供了条件。

史载，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罢三公，复置丞相、御史大夫，而且自为起丞相来了。他为什么要做这样重大的变革呢？元人胡三省说今虽复置丞相、御史，而操自为丞相，事权出于一矣。”此话很对。目的就是把还有点名义权力的三公统统罢置，而树立一个独揽大权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p#分页标题#e#

三公官，历代指谓不同。《尚书•周官》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汉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东汉以后则以太尉、司徒、同空为三公。三公制和丞相制实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就汉代来说，西汉成帝以前虽有三公的称谓，但无实际职权，所以基本上是丞相制，丞相助理万机，权力很大;成帝时，“改御史大夫为司空，与大司马、丞相是为三公，皆宰相也。”

（《通典•职官一》）丞相的职权被一分为三。三公制削弱了丞相的独断权力，实是对丞相制的否定。东汉初年延用西汉官制，但“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名而已”（《后汉书•仲长统传》h当然，三公的地位，如前所述，仍甚尊贵，对于政治大局仍有极大影响。因此，三公的存在，对于曹操的集权来说，无疑依然是极大的障碍。所以，他为了集权而彻底否定三公制，恢复丞相制，实在是情理中事。丞相制的恢复，实际就是对丞相独断权力的恢复，是中央或某一人集权的需要，是对三公制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

其实,这一步骤早在建安元年他自为司空、录尚书事之前就已开始了。他八月迎帝都许，九月就借故把太尉杨彪和司空张喜罢掉了。建安十三年春又把仅存的一位三公司徒赵温以“辟臣子弟(指赵温自不识相，欲以操子丕为掾），选举不实”免掉。

至于复置御史大夫，不必看得过于认真，它既非昔日三公之属(大司空），亦非汉初之丞相之副。过去的御史大夫有实权，并领有相当多的属官，而复置的御史大夫，几乎是“光杆司令”一个，正如《后汉书•百官志》引《晋百官表注》所说献帝置御史大夫，职如司空，不领侍御史。”“不领侍御史”，便管不了多少事，亦即不能行使原来御史大夫的权力。这里要搞清楚的是，曹操既然不想让御史大夫管多少事，那为什么还要复置此职呢？我想，看看以下事实就会得出结论。

据载，曹操宣布改制以后两月，即建安十三年八月丁未（公元208年9月21日）以光禄勋郗虑为御史大夫。查阅史籍，郗虑官高御史而无传，因而所见事功甚少，惟有三件永存于史。第一件事是上任后的第六天，即八月壬子（9月26日），大中大夫孔融被斩首弃市了。孔融是否该杀，将另别论。

但这件事却是刚刚戴上御史大夫头衔的郗虑“承操风旨，构成其罪”，通过丞相军谋祭酒路粹上奏孔融“大逆不道”而定罪的①。郗虑与孔融本不睦，曹操比谁都清楚，因为他曾“以书和解之”②;而曹操对孔融“外相容忍而内甚嫌之”，早有去掉之心，也是人所共知的，郗虑当然更清楚。因此，可以有理由说，曹操复置御史大夫，并以郗虑担任此职，完全可能是为除孔融而特意安排的。

第二件事是为曹操晋爵魏公办理合法手续。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曹操为了履行正式手续，让郗虑假天子名义持节策命自己为魏公。第三件事是伏后密书给父伏完令图曹操，事发，曹操大怒，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并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人宫，收后。”

皇后被华歆拖出，披发、跣足、行泣，献帝对郗虑说：“郗公，天下宁有是乎！”郗虑坐在皇帝旁边，对皇帝的话和残酷的局面无动于衷②。由此亦见，时之御史大夫已与丞相的一般属官无异，而不再是什么贰丞相、副丞相了。据《后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说，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得补”。这更说明，曹操复置汉御史大夫，完全是为特殊任务的需要，任务完成了，郗虑免了，也就不需补了，所以御史大夫也就名存实亡了。至此，文武百官，不管是实际上，还是名义上，更是无不统于曹操一人了。

曹操还对中央的其他官制作了诸多调整和改革，如在丞相府设中领军、武卫营，置征事，省西曹等，目的均在加强丞相的控军和握政的实际权力。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创设了副丞相之职。《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丞相是秦朝设立的官职，有左右之分，但无副相之说。汉承秦制，置丞相，并置御史大夫，位次于丞相。所以《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丞相。”

《汉书•朱博传》说：“高皇帝以圣德受命，建立鸿业，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曹操既罢三公，也不再给复置的御史大夫这样的职掌。为了权力的需要和确立曹丕的世子地位，他做出了以自己的儿子为“丞相副”的决策，实际就是将其放在自己的助手地位上。这样做的目的，其一，可以加强曹氏的势力，从而加强对汉帝的控制;其二，他正在酝酿军事上大的进取，曹丕可以名正言顺的统领百官，坐镇邺城，遥控许昌，自己则可以比较放心地西征韩遂、马超;其三，此时曹操似乎已倾向以丕为接班人了，所以实际上也是有意给曹丕以主持大政的锻炼机会。

下一节：曹操西征马超和韩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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