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平定捻军的过程

罗生门橘子2019-12-02

   平定捻军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

   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李鸿章上任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李鸿章挂帅之初,正值东捻军突破曾国藩原设的贾鲁河——沙河防线,集结于湖北臼口一带,兵力约十万人。李鸿章迅速调动湘淮军各部7万余人,分路进击,意图一举歼灭。

   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军“松”字营在安陆罗家集被捻军击败,统领郭松林受重伤。半个月后,“树”字营在德安杨家河被捻军歼灭,统领张树珊阵亡。六年(1867年)元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尹隆河展开决战,湘淮军两大主力“霆”军与“铭”军原订同时发兵,但两军统领刘铭传与鲍超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下令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部将刘殿魁、田履安阵亡,刘本人“衣冠失落”,坐以待毙。辛苦鲍超赶来,从背后发起猛袭,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事后,李鸿章一意回护刘铭传,鲍超反被诉为虚冒战功。由是,鲍超郁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霆”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择精壮,另立“仁”字营,并入淮军建制。二月,东捻军又全歼湘军彭毓橘部,并于四月间突破了李鸿章设置的包围圈。

   第二阶段自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实施胶莱河、运河防线,主战场移至鲁东。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复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确定采取“倒守运河”之策,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调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将辖地变做战场,消极怠工,疏于防范,结果东捻军在七月间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执后,李与丁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捻军“以走制敌”的优势无法发挥。十月,任柱在苏北赣榆战死,随之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扬州被捕杀。东捻军覆灭,李鸿章因功赏加骑都尉世职。

   第三阶段是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交战。当东捻军困厄之时,西捻军紧急驰援,以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而迫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大震,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竟无一人应命,且纷纷求退,聚讼不休,淮军几至瓦解。李鸿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的处分。对此,李鸿章认为是“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但当危难之际,李鸿章仍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也命恭亲王奕訢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李关系。

   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西捻军于二三月间,一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会于德州桑园,议定“就地圈围”之策,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又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六月初,西捻军与跟踪追击的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成,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河水陡涨,处境更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西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

   回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于1863年左右创办了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第一个是曾国藩1861年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

   1865年4月24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然而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1866年(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同治六年(1867年)授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事宜。他在军事上坚持上任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顺利镇压剩余捻军。

   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抚,12月被任命赴贵州督办苗乱军务。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接替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后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八月调任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与曾国藩会奏陈兰彬选聪颖子弟赴美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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