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洋务派代表人物

一、中央

奕訢：总理衙门大臣，领班军机大臣。

沈桂芬：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

文祥：军机大臣。

二、地方

曾国藩，两江总督（1860—1864），直隶总督（1868—1870）。

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

张之洞，湖广总督（1889—1894）。

左宗棠，陕甘总督（1866—1875）。

丁日昌，江南制造局总办、江苏巡抚、福建巡抚。

沈葆桢，江西巡抚。刘铭传，台湾巡抚。

刘坤一，两江总督。

洋务派的主张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概括了洋务派政治主张的两个基本点。

“外须和戎”，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同外人的争端，避免武装对抗。洋务派认为,中外实力相差悬殊，如果打仗,中国“即暂胜终必败”，遇到麻烦，应当“以理折之”。既反对不敢和外人争议的畏葸，又反对轻易和外人决裂的鲁莽。

“以理折之”的原则是“守定和约”，即以既定的中外条约为准，承认侵略者业已取得的权益，抵制条约以外的索求。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得寸进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迫使清朝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洋务派步步退让妥协，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不断加深的过程。

“内须变法”，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成功经验，改变中国在军事上、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态，主张“借法自强”。他们认为国家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基础，加强国家实力是抵制侵略、维护和平的前提。洋务派经常用外交的挫败来宣扬内政改革的必要性。

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认为中外差距主要在军事装备上，从长远的国防意义上考虑，必须取得外国的船炮。租借不如购买，购买不如自造，于是积极倡导引进西方造船制炮的机器和技术，创办军事工业。

到了70年代，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军事工业需要配套的工交体系和雄厚的经济基础，认为“必先富而后能强”。中国利源外泄、利权不保，是贫弱的根源，于是积极倡导兴办轮运、电讯、铁路、采矿、纺织、炼钢等一系列工矿交通企业，采取“官为扶持”、“招商承办”、“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的方针，和洋人“争利”以“求富”。

在军事、经济建设的同时，根据实际的需要，他们创建了外语、造船、驾驶、电报、水师、武备、军医、水雷等各种专科学校，选派青少年到欧美去留学，并强烈要求变革封建的科举用人制度。个别人士还提出了效法西方议会制度，以备咨询、通下情的设想。

经过30多年的经营，清朝军队专恃刀矛帆篷的落后状态得以改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移植于中国，并出现了中国第一批企业家、科技人员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洋务派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自强”、“求富”。其分类思想就是“师夷制夷” 、“中体西用” 八个字。

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 中体西用” ，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

“师夷制夷” 、“ 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

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为一种理论服务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