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帝离开慈禧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吗？

同治帝亲政以后，为向列祖列宗学习，成为大清王朝的好皇帝，可以说是兢兢业业，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国家大事中，虽然有慈禧太后牵制，但还是办了一些事情。

内政方面，主要是镇压农民起义。

由于清政府为了筹措军费，疯狂地向老两姓搜刮钱财，西姓民不聊生，惟一的办法是发动起义，希望给清朝一些打击，从而换来轻徭薄赋。因此，各地起义风起云涌。

十二年正月，云贵总督刘岳昭、云南巡抚岑毓英等攻陷大理，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杨荣、蔡廷柜等兵败身亡。

同年闰六月，刘岳昭等又攻陷腾越。载淳都分別论功行赏。

镇压总不是办法，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他还是下诏免去了同治十一年以前云南全省的积欠粮赋，并永远停征济军厘谷。命刘岳昭慎选牧令，察吏安民。

外交方面，在他亲政的第二天，俄、德、美、英、法等国公使即联衔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觐见，面达庆忱。总理衙门复称俟总署大臣文祥病愈面谈。

二月初七日，俄、德、美、英、法等国公使再行照会总理衙门，诺求定期觐见之事。

其实整个淸王朝的皇帝和大臣在外交方面，最头疼的就是接见外国使节，因为他们与中国的礼节不一样，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他们不愿按中国的礼节来朝拜。

早在英法联军之役后，英法使用武力打开北京大门，进驻京师要地。按照国际惯例，公使上任之时，须持国书参见元首。

当英法公使要面呈国书时，大清总理衙门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中国封建官僚所特有的推诿艺术。一会儿说此事前无旧例，一会儿说礼仪未定，一会儿说皇帝年纪太小，一会儿说太后听政，不便接见男宾。

总之，英法等国照会多次，都像皮球一样被弹了冋来，虽然西洋船坚炮利，但在外交上遇到这么有韧性的官僚机构，也毫无办法，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十二年过去了，况且现在同治帝已经亲政，原先的托词显然不能再用下去了。冋治等大臣不得不同意外国使臣觐见皇帝。

各国公使为了这个一睹中国皇帝龙颜风采的半小时，足足等了十二年，又口干舌燥地争论了将近半年，才如愿以偿。

其实，他们也没能多看几眼龙颜，更没听到龙音，这半个小时的谏见时间都用在作揖鞠躬上了，几句礼节的话也是通过恭亲王传达的。

另外，同治帝比较恰当地处理了一些国际间的尖锐斗争，如十二年十二月，越南国王请求中国派兵参加镇压该国的河阳、兴化、山西、宣化等地的农民起义，同治帝曾命刘长佑、冯子材等筹议对策。

法国侵略军攻占越南河内，越南求援，同治帝即命两广总铎瑞麟派兵由钦州出关，帮助越南抵抗法国侵略。

十三年二月，因为法国侵略军强占越南领土，进逼我国云南省境，也立即命云贵总督岑毓英部署边境防务。

这几次部署确实显示了大淸皇帝对附属国的一点点帮助。

又如日本军队武装侵略台湾，命沈葆桢前往处理，兼办各国事务，并批准沈葆桢之奏请，在台湾各海口添设炮台，派总兵孙开华接办厦门防务。

批准李鸿章之奏请，派唐定奎所率淮军劲旅由徐州开往台湾备战。

为了对抗日本的武侵略，同治帝还敦促前湘军水师主帅杨岳斌，前湘军大将曾国荃，前山东巡抚阎敬铭，前江苏巡抚赵德辙，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前“霆军”主帅鲍超等人来京商讨对策，以备咨询。

中日两国之间剑拔弩张，事态颇有扩大之势。日本的国力、军力当时还不够强大，它看到清政府并不示弱，也不敢跟中国硬碰硬，就来了个和平解决争端，随即命其驻华公使柳原前光与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等开始谈判，借以解决争端。

后来，又续派大久保利通来华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订立《北京专条》，由清政府赔偿日本军费五十万两，日本军队始由台湾退出。

这次日本武装侵略台湾事件，给同治帝以很大刺激。

他对总理衙门专门呈上筹办海防的奏章，如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项很是赞赏，心想一个小小日本国通过革新能够强大起来，难道我堂堂大清王朝不能做到？于是将总理衙门的奏章转发李鸿章等督抚大臣，命他们详议奏闻，并呈上一个下一步计划的折子。

下一节：同治帝违背慈禧意愿选择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