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一个破产的帝王

围绕崇祯皇帝的末日，历来还有两个悬疑，值得说一说。一是崇桢之亡，是不是亡于吝啬？二是崇祯何以在煤山上吊殉明，除这结局，他有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有，为何竟不践行？

我们先说第一个。

亡于吝啬之说也算是源远流长了。在一些明遗民中间即已有此议论，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称，李自成攻下北京后，从宫中搜得3700万两银子。他感叹：“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崇祯宁愿藏着这笔巨款，也舍不得拿出来用于剿讨，“其亦可悲也矣”。其实，杨士聪也是得自道听途说，但仍有很多人乐于相信。近世西方的明代研究者，则从他们的角度提供了一些材料，也增加了通往这种想象的可能性。例如美国人弗兰克在其名著《白银资本》中说，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经欧亚贸易而流人中国的白银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三分之一，达7000吨至1万吨之多，置换成中国概念，略等于2.3亿两至3.2亿两白银。此论一出，明廷无法不给人以富得流油的印象。

有没有根据呢？有一点。应该说，万历年间，国库是相当充盈的。一则，张居正十年当政，经济搞得不错；二则，万历皇帝是有史以来最大财迷之一，爱钱如命，攫取无餍。然而，随后的天启七载，魏阉肆虐，政治坏极。崇桢接手时，国家已是一个烂摊子。不独如是，内乱外患也如影随形而至，且日甚一日，终崇祯朝的十几年，从头至尾同时在打内、外两场战争，国力再强也经不起这么折腾（且不说还有满朝上下蠹虫硕鼠之流或蛀或偷），只要这么折腾，钱没有不花得流水似的。我们不妨借清朝作为一个镜鉴。康雍乾时代，清朝也是强盛至极，然而道光、咸丰之后，连续遭遇外侵内乱，不过20来年工夫，便由鼎盛跌至衰落边缘，而若论自身的政治腐败程度，其实尚未达到明末水平。所以完全可依常理推想，以那情势，崇祯无富可藏，无财可吝。万历时代国家的腰包很鼓，确有其事；万历皇帝出了名的周扒皮加葛朗台式风格，令人记忆深刻，在大家脑中造成了宫内必定金银成堆的猜想，也可以理解。但问题是，没有人去计算一番，打了十几年的内外两场战争将耗费多少，极其严重而普遍的贪污侵吞又将减损多少。

闯军西归携去的3000余万两银子，当系对百官富绅大肆拷逼的结果；限于篇幅，对此暂不细说。重要的是没人相信崇祯皇帝----位泱泱大国之君，几乎是一个破产的光棍。然而，也许这才是真相。

1643年十二月八日，一个年轻人奉调来京。他叫赵士锦，隆庆、万历间名臣赵用贤之孙。他由工部尚书范景文推荐，补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一职，因此赶上了历史巨变一幕，在此后一百二三十天内，历经曲折，翌年四月中旬逃脱闯军控制，辗转南归。后来他将这离奇经历写成《甲申纪事》及《北归记》两篇文字，句句目击，不啻为描述1644年甲申之变的报告文学杰作。这里我们着重自其笔下了解朱由检最后时日的财政状况。

赵士锦到任后，先被分派去守阜成门，三月六日接到通知，接管国库之一、工部所属的节慎库，三月十五日——城破前三天——办理交割。他在《甲申纪事》和《北归记》重复录述了清点之后的库藏。

十五日，予以缮部员外郎管节慎库。主事缪沅、工科高翔汉、御史熊世懿同交盘……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甲申纪事》）

库藏止有二千三百余金。外有加纳校尉铱六百两、易钱银三百两，贮吴书办处；同年缪君沅云：“此项应存外，为军兴之用。”子如是言。（《北归记》）

多年守卫国库的老军，对赵士锦说：万历年时，老库满，另置新库。新库复满，库厅及两廊俱C足。今不及四千金。赵士锦感慨：“国家之贫至此！”此即城破之前赵士锦以目击提供的证言。

以这点钱，不必说打仗，就算放放烟火，怕也不够。关键在于，皇帝与其臣民之间完全失去信任。崇祯到处跟人讲国家已经无钱’所有人的理解,都是皇帝哭穷和敲诈。三月十日，最后关头，崇祯派太监徐高到周皇后之父、国丈周奎家劝捐助饷，先晋其爵为侯,然后才开口要钱，周奎死活不掏钱，徐高悲愤之下质问道老皇亲如此鄙吝，大势去矣，广蓄多产何益？”徐高的问号，也是读这段历史的所有人的问号。周奎究竟何种心态？简直不可理喻。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大概也和别人一样，认定崇祯自己藏着大把金银不用，还到处伸手索取。如果他并不怀疑内帑已尽之说，想必应该比较爽快地捐一些钱，让女婿拿去抵挡农民军的。否则，朝廷完蛋，他显然不会有好下场，这笔账他不至于算不过来。归根结底，他根本不信崇祯没钱打仗。

自二月中旬起，崇祯下达捐饷令’号召大臣、勋戚、缙绅以及各衙门各地方捐款应急，共赴国难。“以三万为上等”，但居然没有任何个人和地方捐款达到此数，最高一笔只二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又渝每一大臣从故乡举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只有南直隶和浙江各举一人，“余省未及举也”。大家多半不觉得皇帝缺钱。

然而,不相信皇帝没钱,只是“信任危机”较为表层的一面;在最深层,不是钱的问题，是社会凝聚力出了大问题。危急时刻，若社会凝聚力还在，再大的难关仍有可能挺过。

一个政权，如果长久地虐害它的人民，那么在这样的国度中，爱国主义是不存在的。

爱国主义并非空洞的道德情怀，而是基于自豪和认同的现实感受。否则，就会像甲申年的明朝这样，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最需要爱国主义、同心同德之际，现实却无情地显示：根本没有人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沉沦似乎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面对它的死亡每个人都无动于衷——不仅仅是那些被损害者，也包括曾经利用不公平和黑暗的现实捞取过大量好处的人。

崇祯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处境。当他向勋戚、宦官、大臣和富人们求援时，全部碰了软钉子，他们想尽办法不去帮助这个快要完蛋的政权。搪塞、撒谎、漠然。好像这政权的崩溃符合他们的利益，好像这政权不是曾经让他们飞黄腾达，反而最深地伤害过他们。

一再催迫下，国丈周奎抠抠搜搜捐了1万两，崇祯认为不够，让他再加1万两，周奎竟然恬不知耻地向女儿求援。周皇后把自己多年积攒的5000两私房钱，暗暗交给父亲，后者却从中扣了2000两，只拿3000两当作自己的捐款上交崇祯。旬日之后，闯军拷逼的结果，周奎共献出家财计银子52万两、其他珍宝折合数10万两！

大太监王之心（东厂提督，受贿大户）如出一辙。捐饷时只肯出2万两，后经闯军用刑，从他嘴里掏出了现银15万两，以及与此价值相当的金银器玩。

捐饷令响应者寥寥，崇祯改以实物代替现钱，让前三门一带富商豪门输粮前线，或给士兵家属提供口粮，以为较易推行，但同样被消极对待，不了了之。

我们并不明白，这些巨室留着万贯家财打算做什么；但有一种内心活动他们却表达得明白无误，即无论如何，他们不想为拯救明王朝出力。

连这群人都毫不惋惜明王朝的灭亡，遑论历来被盘剥、被压迫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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