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腐败的营建制度

从一本鸣冤录谈起

在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重建乾清、坤宁两宫的工程中，主持的官员中有一名营缮司郎中贺盛瑞，由于在工程中节余90万两白银，既没有给掌权太监行贿送礼，也没有和工部官员私分，其结果是被加上一个“冒销”（虚报）工料的罪名而罢官。他写了一个“辩冤疏”向皇帝申诉，说明他确实没有贪污，而是想方设法为皇家效劳。但万历皇帝不理政事，有二十多年没坐朝。这位官员便忧郁而终。他的儿子贺仲轼根据父亲的笔记及生前口述,写了《两宫鼎建记》一书，详述他父亲主持施工的经过，并把那辩冤疏附在后面。这本《两宫鼎建记》并不是关于营建技术的著述，文字水平也不高，实际是一部表功状和喊冤录。从这本著作中也反映出明代晚期营建皇宫极端腐朽的内幕：贪污勒索，侵吞盗窃，无所不用其极，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

贪污受贿，公然为之

明朝中叶以后在营建方面采取了买办收购方式，因而出现了一批供应皇家建筑材料的商人。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反映，但是对宦官、官僚有极大的依附性。两宫初兴，钻刺请托，蚁聚蜂囤；广挟金钱，依托势要。宦官和工部官员靠受贿发财，商人靠宦官和工部官员营利，上下勾结，形成一个吸血网络。

从《两宫鼎建记》的序言可以看出当时的风气。这个序是作者贺仲轼的朋友邱兆麟所写，这样写到“朝廷建大工，莫大于乾清、坤宁两宫，所费金钱有原例可援，乃先生省九十万。夫此九十万何以省也？是力争中铛（太监）垂涎之余，同事染指之际者也。割中铛之膻，而形同事之涅，不善调停人情而谐合物论，莫甚于此”。从这段序言可以看出明代政治的概况。在官僚集团的心目中，省这九十万两白银反而会招祸，是不善调停人情。他儿子说他父亲之被谪也宜也。虽然有所愤慨，却也反映出明代官僚贪污的程度。

营建皇宫的大权操于宦官之手，主持者为内官监，再上则为东厂司礼秉笔太监(皇帝的特务头子秘书）及其爪牙。这批太监贪污受贿，干没（侵吞）、冒报、盗窃已属公开之事。其中还有一项是利用财政上兑换的差价进行剥削，如每一两铸钱六百九十文，市上每四百五十文换银一两，给与夫匠工食则以五百五十文作银一两，收利一百四十文……则发银万两可积银二千五百余两矣。由此可知只在兑换差价这一项，剥削工匠就达到四分之一以上。营建皇宫所耗银两前后何止千万两，那就是说至少有数百万两被太监、官僚侵吞。这是不露形迹的剥削和贪污。

至于冒报人夫数字也有一段记载。两宫开工，公（指贺盛瑞）命止出夫百名。是日同科道管工者同至工所（工地）报五百名。公曰工兴才始，不遵令者谁也。询之者乃内监……虚报出工数字竟然多出四倍。从这本鸣冤录中也可以看到宦官和工部官员之间的矛盾。太监主持工程和监工，工部官员主管施工。其中提到太监命人往外抬剩料和猹土时，工部官员要进行检査，太监非常尴尬，央求官员放过。官员为了拿太监一把，于是放行了。一般说来各层太监的贪污和侵吞要甚于工部官员。因为太监不仅掌握实权，而且更为贪婪凶狠。

明代营建皇宫的买办制度

明嘉靖以前，一般都是派官员直接往产地派民工伐木、烧砖以及采购各种建材并派出大批随员、军士、锦衣卫督工。《明会典》记载，正德九年重建乾清、坤宁二宫，起用军校力士十万，差工部侍郎一员、郎中等官四员，奉敕会同各该镇巡官督属采木烧砖。这种由皇家直接经营的备料，不仅动用大批人力，而且财政支出浩大。更重要的是由于侵扰百姓造成逃亡，甚至激起暴乱。嘉靖以后开始施行收购买办制度，以银二万两发江南而鹰平（木）至，以银二万两发苏州而金砖至，以银二万两发徐州而花斑石至，未尝添注一官。后来又改在北京附近许可商人开窑烧制砖瓦，并许可商人运木到北京，由政府收购。这是明中叶以后政府财政匮乏而采取的措施，但也反映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商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依附性表现为：商人对太监行贿得找靠山，同时因必须向工部领取执照，又受工部官员挟持。有一次两宫营建需用铜料21万斤，显然是冒报。官员明知丁字库铜积如山，可是不向太监行贿就无法领料。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向商人限期限价勒令采购二火黄铜21万斤。铜商估计去南方采购不仅会赔钱，而且时间也来不及，只好向工部哀求。官员就叫铜商向管丁字库的太监行贿，太监提出要200两银子的干礼，铜商估计要比采购所赔的钱少，只好忍痛行贿。太监这才给工部官员铜料。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太监、官僚、商人之间的勾结和矛盾。一般商人处在被敲诈地位，但领取执照的商人有太监为靠山，以皇商名义不仅夹带私货，偷税漏税，而且假借运送皇木，勾结地方官勒派百姓拉纤。尽管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在牟取私利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

在《万历野获编》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可以作旁证：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镉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5000金，而内犹未满志也。盖内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与夫匠头之冒破（虚报冒领），及至实充经费，所余亦无多矣。余幼时曾游城外一花园，壮丽轩敞，侔于勋戚。管园苍头及司洒扫者至数十人。问之，乃车头洪仁别业也。（洪）本推挽长夫（工头），不十年即至此。又一日于郊外遇一人坐四人围轿，前驱呵叱甚厉。窥其帏中一少年，戴忠靖冠，披斗牛衣，旁观者指曰：此洪仁长子新人赀为监生，以拜司工内挡为父，故妆饰如此。

工部官员盗窃皇宫建材营建私邸

嘉靖三十六年，工部尚书赵文华主持营建皇宫，大量利用木材砖瓦等建筑材料，营造他自己的私宅。嘉靖皇帝见正阳门工程缓慢，不大痛快。一次登高望到远处一片楼阁亭台非常壮丽，问是谁的宅子。左右说是赵文华的新居，又说赵文华把工部的大木弄去一半为自己建府。皇帝便问首辅严嵩，严嵩替赵文华开脱。皇帝派太监去打听，果然是盗窃皇木。这个赵文华从此得罪（《国榷》卷六十二)。

赵文华是明代著名奸臣严嵩的心腹，严嵩是嘉靖的首辅。他勾结宦官，广植爪牙,排除异己，贪污受贿，无恶不作。甚至伊王在洛阳要扩建王府也要向他行贿，伊王请求十万两，答应到手后给严嵩二万两（《明史•胡松传》)。当赵文华被嘉靖皇帝罢官流放后，严嵩又乘机吞没了赵文华的钜万家私，派人运送到严嵩的家乡，公然让沿途官员私役民夫护送。

如前所述，嘉靖朝营建最为频繁，这一朝严嵩当权最久，他不仅大量贪污营建费用，即连边防、民政、水利……举凡财政支出无不从中侵吞，以至卖官鬻爵，视官爵高低定贿赂数额。他儿子严世蕃也当上工部侍郎，大量中饱侵吞营建费用。

这样的贪官权奸，嘉靖皇帝长期倚之为左右手。到晚期由于御史连续弹劾，严嵩终于败露，嘉靖四十四年即皇帝死前一年，抄了严嵩的家，从他江西老家所抄出的财产为：黄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九两，银二百零二万七千零九十两有余，玉杯盘等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束，金银玳瑁带等百二十余束，金银珠玉香环等三十余束，金银壶盘杯箸等二千八百八十余件，龙卵壶五，珍珠冠六十三，甲第六千六百余楹(间），别宅五十七区，田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余玩不可胜纪……又寄贷银十八万八千余(两）(《国榷》卷六十四）。至于严世蕃的家产，只提到“追赃二百万两”。这些家产加起来，竟然超过了国家岁收和国库所存。可是当时的百姓却是骨肉相食，边卒冻馁。

太监的贪污

明代从永乐起就开始重用太监，朱棣派遣郑和下南洋就是一例。而营建北京也是由太监阮安主持。其后有好几代皇帝重用官僚，而像严嵩那种专权的首辅大臣不多。正统朝的王振，成化朝的汪直、谷大用、曹吉祥，正德朝的刘瑾，到天启时的魏忠贤，太监的权势达到了极点。营建皇宫自不必说，正德朝把太素殿油饰一下，就花掉二十万两白银。

明代物价变动得很厉害，堪称奇昂。按照记载，明代贫农五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大体可定为五两至十两白银（赤贫农民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真是吃猪狗食)。那么二十万两白银可以供几万户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至于太监贪污受贿的程度就更厉害了。根据正德朝提督东厂、司礼秉笔太监刘瑾被抄家时的财产粗略计算一下为：

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锭，又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衮服四；蟒服四百七十袭；牙牌二柜；甲龙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狮蛮带一；玉带四千一百六十。又得金五万九千两，银十万九千五百两，甲千余，弓驽五百（见《国榷》卷四十八)。

当正德皇帝看到这份财产清单的时候，并不介意，只是见到弓甲才发怒，认为刘瑾要造反。他把刘瑾财产没收之后，不交国库却贮藏在他的秘室豹房，作为皇帝个人挥霍的私财。由于他荒淫无度，在祭祀天坛跪拜时呕血不止，回宫后很快就死了。

动用官军营造私宅

明代营建皇宫和北京城，除募集工匠外，官军是一支主要力量。因此工部和兵部发生密切关系。太监和工部官员可以公然借营建贪污受贿，而掌管军队调动的官员或者和兵部有关系的官员，在捞不到营建肥缺的情况下，要从军工身上捞一把。有的官僚公然动用大批军士营建私宅。在成化朝，太监汪直当权，手底下有两名兵部官员陈钺（兵部侍郎）、王越，还有一个平卫左所的武官朱永。这些人动用了两千军工为自己营建私宅。这件事不见于官史，但通过一件戏剧性的资料留存下来。当时宫廷有一次宴会，当中穿插了一个滑稽节目（这是中国宋金以来杂剧的形式），一个叫阿丑的宫廷御用演员，假扮成穿军服的太监，挟双斧，踉跄而前。人问之，曰:我汪太监也。已，左右顾其手，曰：吾唯仗此两钺耳（陈钺、王越）。又一次，朱永时役兵治私第。阿丑复装为楚歌者曰：吾张子房，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曰：（似相声中之捧哏者）吾闻之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国府作役耳！上笑，永惧而罢役（《国榷》卷三十九)。

这个叫阿丑的演员很善于插科打诨，通过这段戏剧性的表演，可以看出当时太监官僚动用军士为自己建造私邸，竟达两千人之多。那么用民工和为皇宫准备的木料砖瓦以营私，则可想而知。当时一些御史所不敢弹劾的事，却由一个服贱役的演员阿丑把它公之于宫廷宴会之上，可见明代政治腐败到何等地步！

更多精彩推荐：

历史不忍细看

跟包饮场乱哄哄

返回大全页：历史细节 历史不能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