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爆发背后的真相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商办的干路由国家收回。消息传出，全国震动。

　　 收归国有的铁路线包括北京至汉口的京汉线、汉口至广州的粤汉线、北京经张家口至恰克图的京恰线、北京经齐齐哈尔至珲春的东干线和成都至汉口的川汉线。其中，川汉铁路从1903年起，经四川绅民极力争取，至1907年经清廷批准改为商办。到1909年，川路集股总额达白银1170多万两，其宜昌至万县段已经动工。粤汉铁路修筑权则在湖南、湖北、广东绅民争取下，于1905年从美国全兴公司购回，此后，3省绅民大举筹款，并开始自筑。

　　 全国铁路的商办潮流，显然有碍列强在华利益，各国一再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指责其“纵容百姓，专与外国人为难”，使“中国前途叵测”。清政府中以大臣盛宣怀为代表的一批新洋官僚，亦鼓吹借债筑路“为我国第一救亡政策”，并开始策划先将铁路国有，再借债筑路。

　　 5月20日，盛宣怀与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借款1000万英镑(先付600万英镑)，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作。合同规定，粤汉路用英国总工程师，川汉路用美国和德国总工程师，4国银行团享有该2路修筑权和2路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清廷此举，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地局势更为激荡不安，绅民开始直批清廷卖国。四川民众指出“此次以路抵款，是政府全力夺自百姓而送与外人。”广东民众则斥责“铁路国有，失储信天下。”“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亦批评清廷“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将引来“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大祸”。全国各地集会频仍，清廷政策遭到广泛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