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其实很难

　　 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政经影响深远，它从隋唐时开始出现，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退出历史舞台，从出现到鼎盛以至衰落差不多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时间。

　　 这种由朝廷设立科目，统一考试，士子可以自由投考的选拨官吏的制度，曾经一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官选拨方式，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也越来越变得僵化、腐朽，最终被更加现代的学校替代。

　　 不过，说到“科举”，经常会有个词一并被人们提及，那便是“八股取士”，其实中国科举制度中的“八股文取士”是明朝才开始的。

　　 早在元朝时，当时的人们就认为唐代的科举考试，连诗赋一起考，会让士子们弃本逐末，而宋朝人又大兴“文治”，“专尚科目”，这又造成文体“卑弱”，士子风气愈发萎靡，同时也认为科举取士过于“浮华过实”，所以，元朝的政府，对于科举并不是特别认可，屡兴屡废。

　　 明朝建立后，初期因为急用人才，荐举一度很兴盛，但是随着政治稳定后，朱元璋开始极为重视科举考试，荐举“恐开私悻之门，而长奔竞之风”，便衰落，科举正式成为帝国的重要制度。

　　 明朝的科举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士子应答也只能“代圣人立言”，即用圣人口气行文。因而从出题范围、答题标准到试卷文体都成为定式。

　　 在以儒家学说为“治国理政”的时代，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掌握了这些儒家经典和文史知识，及第从政后，便可以此为基础，彻底坚定不移的贯彻实施，“毫不动摇”的坚持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思想，而统治阶层则不会担心知识分子反对孔孟之道，同时也压制了异端学说，从而巩固了封建专制，维护了皇权。

　　 将科举考试的范围限制在“四书”、“五经”之中，同时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标准，除了强化思想上的统一，防范“政无所统”、“人言各殊”，还有考试制度方面的考虑。因为参加考试的考生时间精力有限，面对漫无边际的典籍，几乎无法备考。

　　 从汉代开始，儒学经典便开始作为学校里的主要教材，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命令胡广等编著《四书大全》、《五经大义》颁布天下，作为各级官学及科举的法定教科书，排斥各家之学，只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士子们应试，按照《明会要·选举》记载，“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书,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事”，“凡不合者，无缘中式”。

　　 当时人即指出：“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列于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也有人尖锐的将这种做法比作“秦始皇焚书”之举，说“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

　　 这些评论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说，明代的“八股取士”学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将文化专制政策发挥到了新的阶段。

　　 虽然“八股取士”制度“统一了思想”，“愚天下之心”，但“八股取士”在防范作弊上却是“有所见树”。因为自古考试，没有不作弊的，宋代时有人以试卷内容或者开头结尾中用虚词作暗号，串通考官作弊。明朝时，根据前朝防止作弊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采取糊名、誊抄等措施外，要杜绝作弊，还要必须从文章的内容和格式上作出规定。

　　 八股文结构题材有特别的限制，它由“破题”，即破释题意，为文章起始，有明破、暗破、顺破、逆破、正破、反破、分破、对破的分别，并且多为对偶句；“承题”，就是承破题的意思，进一步阐明题意，有正承、反承、顺承、逆承之分，但必须要与破题相反，一般用四五句，要求是必须要明快关联；“起讲”，也是议论的开始，这里必须要用圣贤的口气，一般用三四句或者十来句，或用对偶或用散行，要求必须总结全题，简明扼要；“入题”，又称之“入手”，用三五句将上文带入本题；接着便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中间都要具体规定，不得擅自为之，最后“落下”收尾。

　　 在如此细致规范下，士子们必须严格按照格式作文，想要作弊非常难。到了清朝乾隆四十七年，朝廷命令：“考官预拟破、承、开讲虚字，随题纸发给士子遵用”，也就是每一位考生必须用相同的虚字，如果违反，试卷作废。这样一来更加防范了作弊的可能。

　　 八股文得以长期存在，是因为知识分子宁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接受死板的考试，也不愿意接受不公平的考试。八股文虽然在防范作弊上有所进步，但是也将考试的僵化刻板发挥到了极致。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考试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奸之法有余。”

　　 随着“八股取士”产生的恶劣后果远远大于其实际效用时，那么这种考试制度越来越不受士人们喜欢，也越来越阻挡着真正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部门。

　　 南宋时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李焘曾经说：“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科举考试产生以来，如何将评卷标准化、客观化，一直是考试制度最难以实现的要求。范冲淹指责当时的考生：“赋或八百字，论或千余字，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漫陈他事，驱扇浮薄，重亏雅俗。”宋朝《贡举令》规定赋限三百六十字，论限五百字，但是士子们往往不守规矩。

　　 《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也说：“今经义、论、策一道至三千言，赋一篇几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务贪多，累牍连篇，和有精妙？宜俾各遵体格，以返浑淳。”所以，明朝时，八股文的字数上有严格的限制。乡试、会试“五经”义一道，限字五百；“四书”义一道限字三百。

　　 清朝康熙年间要求五百五十字，乾隆以后，一律以七百字为准，否则试卷就作废。如此一来，使得八股文，在评卷过程变得比从前更加客观和标准，也更加有效率。当然，这种“标准”和“客观”，在其弊端面前也失去了正面的意义了。

　　 清朝末年，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先进思想传入国内，众多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改良制度，以改变虚弱残破任人宰割的现状，“八股取士”首当其冲。“戊戌变法”时，八股文变先于科举制废除，虽然其后，又被恢复，但是从光绪二十七年，八股文已经变得可有可无，无关及第当官了。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八股文正式彻底被废除，从此退出了存在千年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