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与秦制的关联

　　 《韩非子》经由秦制架构中国传统政治的同时，秦制也成为抨击《韩非子》的重要口实。从公开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话语层面看，《韩非子》却是遭遇最多遮蔽、非议和抨击的理论学说。

　　 其显荣与藏否，也皆因秦制而起。《韩非子》为秦制提供理论源头和精神基因的同时，也为自己种下了悲剧命运。秦一统天下，得益于《韩非子》政治学说的运用。但统一之后，这种专靠严刑峻法的暴力政策就不合时宜了。

　　 深受战争创伤的人民希望安居乐业、休养生息，而秦不仅没有采取怀柔政策以安定人心，反而专任诈力以敲骨吸髓。对此后人将秦的结局归结为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的弊端。

　　 伴随着秦二世而亡，《韩非子》所主张的法家思想也被唾而弃之，甚至愤而摧之。重刑、尚力，作为《韩非子》的重要主张，被认为是秦之所以速亡的主要原因。

　　 《淮南子》批评《韩非子》重法弃义，本末倒置，不可为常法；王充指出《韩非子》专任暴力，有无德之患；苏轼则指斥为“天下之乱所由出”的异端。政治话语领域，《韩非子》和法家也遭到了彻底的反思和清扫。

　　 汉初反思秦所以速亡的教训，一改严刑峻法的法术之治，奉行黄老无为之治，与民休息，同时在政治上推崇儒家礼治。此后，《韩非子》和法家再未如秦一样登上官方意识形态的圣坛。

　　 官方话语中的堙而不显，却掩不住治国实践中对法家原则的奉行。在“汉承秦制”的制度设计层面和实际的政治操作层面，《韩非子》的君主独断原则和法术势合一的政治操作，非但没有被剔除，实际上是在“独尊儒术”的旗帜下被无限放大。

　　 虽然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不代表他本质信仰儒家。臣子汲黯就指出他“陛下内多欲而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对此默然，虽怒却无法反驳，因其施政实质就是外儒内法。

　　 在两千年儒学独尊的意识形态下，反儒尊法的《韩非子》备受抨击、令人侧目，但同时，《韩非子》以其广阔的历史视野、深刻的洞察力和冷峻的政治主张，在中国思想史中也显得那么独树一帜、令人瞩目。

　　 一部《韩非子》，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治术与权谋，奠定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石，开启了中央集权政治的大幕，架构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数千年隐而不显的思想基因和行为逻辑，在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流风所被，化及千年，甚至衣被东亚、流播海外。

　　 秦制之确立推动《韩非子》走向政治的巅峰，秦制之失败也为《韩非子》招来了最多的指责和抨击。荣耀经此而起，讥谗也由此而来，《韩非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命运就这样休戚与共地与秦制纠缠在一起，不可分离、不得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