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岚2018-01-04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文学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然而,《战国策》的作者却说法各异。
《隋书•经籍志》称“刘向录”,《旧唐书•经籍志》称“刘向撰”,《新唐书•艺文志》称“刘向《战国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篇”,顾广圻则谓"《战国策》实(刘)向一家之学”,都把《战国策》的编纂或著作权归于西汉的刘向。
但是,刘向本人却并不承认。他在《战国策•叙录》中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
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脩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只承认把游士的著作汇成一集,起名《战国策》而已。
这一疑点存在了两千年,近代学者罗根泽作《战国策作于蒯通考》,才对《战国策》的作者提出了新的假设。蒯通系秦汉之际纵横家,曾劝说范阳令归降陈胜起义军,又建议韩信攻取齐地,劝韩信背叛刘邦而自立,汉惠帝时为丞相曹参宾客,著有《隽永》八十一篇。
其理由是:
一、《史记•田儋列传》:“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战国策》正是“论战国权变”之书。
二、《战国策》原名《短长》《长书》《脩书》(“脩”即长),而蒯通正是“善为长短说”之人。
三、《战国策》迄于楚汉之起,而蒯通曾在楚汉之际游说韩信,在时间上吻合。故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曾说,《战国策》亦载蒯通游说韩信的言论。
四、古代私家著作往往没有统一的书名,如《论语》书名,定于汉初;《史记》在汉时称“太史公”或“太史公记”等。《战国策》初期亦无定名,至刘向时方才为之定名。
五、《战国策》又名《隽永》。《汉书•蒯通传》:“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隽永”即脩长,亦即《短长》《长书》《脩书》之谓,《隽永》当为蒯通对该书的自名。罗氏的结论是:“《战国策》始作于蒯通;增补并重编者为刘向;司马贞所见是否即刘向重编本不可知,今本则有残阙矣。”此说一出,争辩更为激烈。
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对于考证《战国策》的作者,又提供了新的思路。该书许多部分与《战国策》相同或类似,但体例详略不一,而以记载苏秦一生的言论为主,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苏子》一书的辑录。
但《战国策》的最后一部分,又为各种游说故事的辑录,大都与《战国策》同,而全书的最后年限则为秦国攻楚,似成书于秦汉之际。这样,对于《战国策》成书于蒯通的说法,又增加了一层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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