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各家对“侠”的认识:什么才是“侠客”

梓岚2017-02-09

“侠”是指有能力的人不计得失,不计回报去帮助那些弱小的需要帮助的人。在古代,侠客大都是指会武功的人。

就像金庸《侠客行》里的石中玉、石破天那样,功力盖世、除强扶弱。这是很关键的,也是侠客与剑客的重要区别。按照评书《白眉大侠》上的说法,剑客要比侠客高一等级,主要是指功力上,但剑客并不一定就是白道中人,而侠客肯定是正义的化身。

关于“侠客”之说,最规范的出处当是司马迁的《史记·游侠传》里。该文是《史记》的名篇之一,主要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史实。作者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

近代谭嗣同《仁学·自序》里提出: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另一派“格致”是他所说的“学”。而章大炎《检论》中则认为凡是游离于蒿莱(顺民)和明堂(官吏)之间的人,都有为侠的可能,侠起于儒家八派之一的漆雕氏一派,而“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则发表了另一种看法:“所谓任侠之士,大抵是出身于商贾。商贾而唯利是图的便成为市侩奸猾,商贾而富有正义感的便成为任侠。”

确实如此,在古时候,像聂政、朱亥,剧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经营着市井商业,近代海上闻人杜月笙、张镜湖等人,也是有自身的生意与家业的。但是,侠也有大小之分的,比如金庸先生的十几部武侠小说,无非在表明“侠之大任、为国为民”的儒家精神。

金先生所提倡的这种“侠义”,是真正的“大侠”,只有郭靖、乔峰等那种舍生取义、为苍生为黎民着想的志士才配得上这光环。而像古龙、温瑞安小说中的傅红雪、燕南天、李布衣、王小石等人,可能只是江湖上打抱不平罢了,是种“小侠”。

诚如儒家提倡 “大我”与“小我”一样,每个时代每个时期,人们对“侠”的理解也是不相同的。在春秋战国之时,很多自以为有本事的侠会投奔一方诸侯,成为对方的养士,这些养士就是名符其实的“小侠”,而培育了最多侠的养士之人便成了最大卿相之侠,比如战国四公子“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他们就是真正的“大侠”。这个“大侠”与金庸武侠中的大侠还不太一样。后者纯指境界与抱负,而前者还有势力与数量等外物。

常言道:“不平则鸣。”这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动机,正是侠客们出人头地的机会。有部古装剧《雪花女神龙》中,大侠司马长风有句口头禅叫“正义江湖行,刀出非我心”,足以显示侠客的内心世界,其实也是蛮无奈的。

可以说,当王朝落败、战争纷起时,往往也是侠之昌盛时。诚如有些学者所言:造成古之游侠出现的原因与那时期的社会和文化有关,第一是周王室的衰微带来的社会法制礼制崩溃,在不断的战乱中最值得信赖的最能保护自己的是个人最具有的能力,这种涵盖了信心勇气武力判断力的综合能力在那个年代备受推崇,这就为侠客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二是数百年逐鹿中原的权力战争,模糊了原来森严的等级界限,随着王室-诸侯-大夫这样的权力等级的被打破,崛起了一批新的政治力量并开始对原有的政治势力挑战,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们迫切需要人才,于是侠客们有了走上权力舞台的机会。

东周末年之后,三国鼎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包括清末民初军阀割据,这些时代无不是大侠小侠们兴旺之时。

据说,金庸先生所写的《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是有实指原型的,只是这原型不是清朝的太监,而是民国上海滩上名震四方的三百年帮会第一人的杜月笙先生。

金先生生于1924年,七岁童年之时,也正是杜月笙如日中天之时,1931年的杜氏祠堂落成轰动一时,场面之强、声势之大,是上海百年来空前绝后的奢侈典礼。我们从送匾额的名人们,就能想象得出当时的风光程度:

孝思不匿——国民党元首蒋中正;好义家风——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世德扬芬——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贺;慎终追远——实业部部长孔祥熙贺;千国栋家——司法院院长王宠惠贺;光前裕后——警察总监吴铁城贺;敦仁尚德——前国民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贺;俎豆千秋——前国民政府大总统曹锟贺;望出晋昌——前国民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贺;武威世承——前国民政府将军吴佩孚贺;武库遗灵——国学大师章太炎贺;源远流长——著名书法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贺;慎终追远——西藏活佛班禅额尔德尼贺;东方望族——法国驻沪领事馆领事甘格林贺;明德之后——日本驻沪日军司令坂西利太郎贺……

试想,如此牛气的大人物,如此豪华的大场面,金先生能没听大人们说起过吗?况且,抗日战争爆发后,杜月笙乃是上海地方协会的副会长,更是向政府捐两架飞机、名贯天下,金老先生已是十几岁的孩子了,肯定是对杜的事迹有所耳闻的。

对比小说中的韦小宝,杜月笙是最接近原型的一个,同样都是文化程度不高,同样都是家庭贫穷、幼年不幸、混迹街头,同样都加入了帮会,同样都受到过高层的礼遇,同样都娶几个老婆,同样都爱国爱民、有侠义精神,同样都有不凡的本事……

可能由于所处环境的限制,金庸不便直接写杜月笙的故事,只能借武侠小说的名壳,用清朝的背景,以小太监的身份,来演绎一个黑帮人物的传奇色彩人生,或者说是来演绎一个民国大侠的离奇故事。

的确,杜月笙已不单单是黑道大哥那么简单了,他的势力贯穿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各个阶层,商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等无所不容啊!像章太炎、杨度、章士钊等那么牛的文学泰斗都愿意接近他,都是他的座上客,是因为把杜当成了“侠”看待啊。

更有甚者,民国前总统黎元洪的秘书还特意给杜提了一方墨宝,上写“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以示对他的尊敬与褒扬。无怪乎,杜月笙被后人誉为“清末最后侠客,民初第一英雄”。

说杜是最后侠客,是有着深层原因的,以往侠客产生,没有受到太多来自官府的压力和摧残,宽松的环境产生了具有侠的独特道义观念,培育了一批让后人景仰的大侠。另外,侠客也不象后世那样与政府那么尖锐的对立,而是随时都有出将入相的可能,侠的行为也带有很浓厚的和庙堂几乎分不开的政治化色彩。

但是,大思想家韩非子早就提出过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儒生以儒家经典来破坏法度,而侠士以勇武的行为违犯法令。”随着租界的消失,国家法制的完善,顶层是肯定不愿意再让有特殊公民存在的,更不允许有特殊势力游离于政府的约束之外。自然,杜月笙之后,中华大地上传统里的“侠”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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